娴于治国长于立法

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却不善于统兵打仗，用唐太宗的话说：“聪明鉴悟，雅有武略”，“总兵打仗，非其所长。”长孙无忌的长处在“好学，该博文史”。所以李世民南征北战，他立下的功绩并不多，但到了治世开始理国，却成为第一重臣。

长孙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身居“天官”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唐太宗自然而然地把大权交给了他。他在“人事部长”和“国务总理”的位置上只呆了一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改善与突厥的关系。

但是长孙无忌真正发挥出才华的地方在于他编修《唐律》，撰写《唐律疏义》。他也因此名垂史册。《唐律》是与《罗马法》并称的古代法制智慧的结晶。后来长孙无忌又带领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19人，先后两次重修《唐律》，以省繁去蠢、变重为轻的原则进行修订。《唐律》由于贯彻“先存百性”的指导思想及‘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立法宽平，顺乎历史潮流，因而促进了唐初封建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是“贞观之治”的重要支柱。

长孙无忌指出，立法的作用在于“以刑止刑，以杀止杀”。因此他主张“德主刑辅”。这个思想十分深刻。他指出德礼是行政教化的本质，刑罚是行政教化的手段，德礼和刑罚对于行政教化不可缺乏。因此他要求把先秦儒法两家的基本主张融为一体，即将儒家强调的德化、礼教和法家所强调的政、刑都视为相辅相成不可缺少的东西。《律疏义序》和《名律》充分地反映了长孙无忌的法律思想。长孙无忌可能是历史上最早主张德治和法治并用的官员。

长孙无忌认为：“法律不是用来监督百姓的短处并诛杀那些犯错误的人的，而是要通过法律的规范教育人、拯救人，整顿社会的风气。”这里，着重体现了教育的方针。这个思想也很有见地。而且古人认为风俗败坏，才有动用刑法的必要，长孙无忌则指出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有浅薄的风俗存在，因此，不可以须臾废弛刑罚，只不过有时情况严重，刑罚用得多些；有时情况较好，刑罚用得少些。

长孙无忌的这些思想通过《唐律》贯穿了唐朝的始终，奠定了唐朝海纳百川、包容大度的气度。

安于谦冲临危刚直

李渊把帝位让给李世民后，长孙无忌升为左武侯大将军，后任吏部尚书，晋封齐国公，可以说是荣宠之至了。唐太宗几次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但长孙皇后一再说：“我家受到的贵宠已经到了极点，实在不愿兄弟再执国政。”她提醒太宗要吸取汉朝吕氏、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彻骨之戒”，长孙无忌自己也要求逊职，但太宗不听，拜长孙无忌为宰相，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以盈满为戒，恳请太宗批准他辞去宰相要职，长孙皇后也为之请求，太宗不得已，让他辞去了尚书右仆射，而拜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职以示荣耀。贞观七年，太宗又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推辞不受，太宗不准，认为自己授官是鉴于才行，如果是出于对亲戚的爱，赐给金帛就够了，何必委以重职。他还特意写了一篇《威风赋》，赐给长孙无忌，追思创帝业之艰难和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宽慰他忧谗畏讥的心理。

贞观后期，唐太宗心骄志满，魏征多次提出批评劝告，唐太宗口头接受，行动难改，魏征死后就更为严重，许多大臣都阿谀奉承，歌功颂德，这些人中也包括长孙无忌。有一次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人臣顺旨者多，犯颜者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这应该是劝谏唐太宗的良机，但长孙无忌等人却违心地说：“陛下无失。”当时，只有刘洎和马周谈了太宗的过失。同年八月，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又一次令长孙无忌谈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唐太宗当即就指出这是“曲相谀悦”。唐太宗晚年不好直言，难得征求大臣们意见，长孙无忌却以阿谀代替忠谏，这是他作为名臣良佐的缺陷。过于考虑自己戒盈持虚、保得全身而不敢犯颜直谏，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