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余下的人企图后撤，戚继光亲赴现场督战，当场将后退的哨长一刀劈死。余者皆震惊，遂奋不顾身，终于取得了胜利。几年以后，当戚继光率领这支通过与倭寇的数十次较量而成为帝国劲旅的部队北上蓟门时，他面向这支部队和当时守卫北关的其他部队训话。训话中途天降大雨，其他部队纷纷作鸟兽散，唯有他从浙江训练的这支部队“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于是“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

倭患既除，东南沿海为之一清。这时，蒙古军队屡犯北边，给事中吴时来上疏请召同为一代名将的俞大猷和戚继光北上戍边。但最终成行的却不是在当时名望比戚继光更大的俞大猷，而是“操行不如”的戚继光。这不能不看做是张居正在起作用。对将领而言，他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战争，就在于不间断地征战讨伐。因此，戚继光对刚平息了倭寇，立即又北上戍边的安排非但不会有烦言，反而会对此感恩戴德。

这时的戚继光已升至武将的最高官阶：总兵。当他北上蓟州时，刚息海疆的豪迈和激情一定在胸中涌动。他向朝廷建议，把北方各镇的十万名士兵全部交给他训练三年，保证能将他们训练成帝国的劲旅。由于这一计划过于庞大和骇人听闻，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极力反对，未被采纳。

但张居正批准戚继光把在浙江时所练的士兵二万人调到蓟州，这一举措在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明朝仍是罕见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戚继光训练出来的这支部队，隐隐已有成为他个人力量的势头。事实上，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代，这支军队都被众口一词地称作戚家军，人们忘记了它其实是明政府的正规部队。

张居正的信任和支持都是空前的，他为了赋予戚继光统筹北部边关的全局，创立了一个叫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以示和其他地区的总兵相区别。这一官位在明朝历史上是没有的，在视先人成例为宪法的时代，这种做法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张居正只得无奈作罢。

但是，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太师，对他宠爱有加的戚继光建功立业始终是一棵荫庇的大树。他找出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蓟州境内的其他高级将领调往别镇，以免他们可能成为戚继光的绊脚石。同时，张居正的另一位心腹谭纶又非常及时地向皇上提出：蓟州等边地的文官不得干预军事，并且主张戚继光在三年的练兵期内可以不受言官的批评。这两项提议，立即遭到了文官们气势汹汹的纠弹，这时，张居正的巨大能量显示出来：皇帝下旨恩准了谭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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