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案”，原是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宫廷案件。就事论事来看，三案并无可影响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简言之，“梃击案”是指万历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后被捕一事。“红丸案”则是万历皇帝的儿子光宗病重时，李可灼进献红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毙的案件。所谓“移宫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居乾清宫，挟皇长子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宫之事。它们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权力斗争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层眼里，每一个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资本。

拿皇族那点家务事来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两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顶帽子，谁被扣了帽，就会惨遭政敌摁住一顿痛打。道德在现实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礼法。上到庙堂，下至闺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礼法管束起来。当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点事。万历皇帝极宠爱郑贵妃，却不小心和宫女发生了一夜情，生下长子朱常洛。万历并不喜欢那个意外获得的长子，他更想立郑贵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为王储，但他这点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剧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废长不合于礼法，万历的决定亦不例外。朝臣听闻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规劝皇帝。户科给事姜应麟上奏说：“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犹亚位中宫，恭妃诞育无嗣，翻令居下;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泪跪求，“伏请俯察舆情，收还成命”。心太软的万历皇帝见拗不过，只好使用拖延战术，对立储的时间一拖再拖，拖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长洛年届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还迟迟没有结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万历终于妥协，册封皇长子为太子。

但故事到此远远未结束，因为这时“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种风气，便是以是否主张立储，作为忠奸正邪的辨别”。主张立长子的传统派、同情郑贵妃的投机派、摇摆不定的骑墙派以立储为基础，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搅得大明朝的后院鸡犬不宁。从这个角度看，后来的“三案”源头上在于党争，党争又是由立储的问题所引发，而立储的争执得以发生，直接原因还在于皇帝没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义务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吗?当然没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论上都是属于他的，爱谁谁。顺一遍下来，党争问题根本就是无解。

当手拿凶器的张差被法医鉴定为精神病时，拥护太子一派就有人说，这是心狠手辣的郑贵妃派人要杀太子;当没做几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错药暴毙时，又有人散布阴谋论说，郑家有人谋害了皇上……总之是谣言四起，辟谣也四起，人心浮动。满朝文武都在忙着扮演大型宫廷真人秀，没心思治理朝政。而高高在上的皇帝们呢，则是新褡裢换个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较长之外，寿数都不算高，大多是才过中年变下世了”。有了党争、攻讦不断的朝廷，有了分权的制度，朱家的皇帝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玩女人、玩银子、炼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髅形骸、精尽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国家至此，可以休矣。

温功义总结道：“三案都属于宫廷案件。在元凶已获，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结。但由每一案件自发生以至暂结，都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了断，以至每案虽结，却都不能彻底……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来增重帝权的，随之而来的便是诸臣之间互相勾结，渐成门户。”这道破了中国宫廷政治的本质，其实就是一锅六必居酱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党争的棍儿一搅和，成就了大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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