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六十二岁即位的晋文公凭借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和多年的流亡生涯，即位后就先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首先是安定人心，晋惠公的旧臣吕省和郄芮害怕遭到晋文公的报复，就想谋杀他。他们计划放火烧他的宫室。寺人披听到了他们的阴谋，想预告晋文公，但是文公拒绝让他觐见，因为他有曾经两次刺杀文公的案底在。寺人披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说，当年他要刺杀文公，完全是奉命行事，忠于主上。并提醒他，过去齐桓公没有记恨管仲的一箭之仇。晋文公听了，便宽恕了他。寺人披就揭露了吕省和郄芮的阴谋。
     这样，吕省和郄芮得知机事不官，就只好逃走，不久就被秦穆公俘获并毫不留情地杀死了。
     至此，晋文公下了一道命令，说惠公、怀公时的乱党头子全已清除，其余概不追究。但原来支持过惠公、怀公的大臣们还是不敢相信，外面谣言很盛。文公正为此事发愁，那个曾经挟带他行李逃跑的管家来见他了。文公当然很生气，见面就骂。但管家却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见您，自然有我的道理。现在外面谣言四起，说您不肯赦免以前有罪的人，如果您能用我做车夫，在街上走几圈，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能蒙您原谅，那就不会担心了。”重耳觉得有道理，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平息了谣言，安定了人心。
     重耳烧的第二把火是大封功臣。他从狄国接回季隗，从齐国接回齐姜，从秦国接回文赢（即怀嬴，因为她原是晋怀公即公子圉之妻，故称怀嬴；后改嫁重耳，做了晋文公之妻，故称文嬴），跟他逃难的那帮大臣各表功绩，论功封赏。“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封爵。”赏赐的标准则是“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

     百余年后，晋国贤大夫叔向与上卿韩起谈起文公流亡十九年却能成功夺位的传奇故事时，曾经做过一番精辟的论述。
     叔向说：“我先君文公……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赵衰）、子犯（狐偃）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意思是说，晋文公的成功，首先有赖赵衰、狐偃、魏犨、贾佗这般亲信随从的悉力辅佐，流亡在外又得到了齐、宋、秦、楚等国的帮助，更关键的是在国内还有栾、郄、狐、先等大家族作为内应。
     这些人都是功臣啊。
     其中文公的舅舅狐偃、连襟赵衰、以及魏武子（魏犨）三人的功劳最大，史学家公认。《史记》把先轸也称为“五贤士”之一，此人后来成为晋楚大战中晋军的三军元帅，声名显赫。但是，典籍中都没有先轸伴随文公出亡后的记载。只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的说法，《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还说：“秦穆公率师送公子重耳……狐毛与先轸御秦……退舍（三十里）。”可见，狐氏家族（不算狐偃）和先氏家族实际可能是晋文公在晋国内部的内应，秦穆公率军送文公回国时，先轸还率军阻击秦军，结果却不战先退三十里，加入了文公阵营。狐毛虽有随文公出亡的记录，但史书却也没有提起他在文公身边有过什么言行，反倒也有率军御秦的说法。史载上的矛盾，很可能是史家弄错了。
     史载，这些功臣们一个个争先表述自己的功劳，唯有介子推未言割肉煮羹之功，文公就忘了封赏他。
     介之推心情郁闷，又不愿意表功，只好对着母亲发牢骚说：“晋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就剩下主公一个还在世。惠公、怀公没有亲人，国内外都厌弃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的后嗣，一定会有继承爵位的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人，不是主公还能是谁？主公是上天立的，而那几个人还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这不是荒谬吗？盗窃别人的钱财的人被叫做小偷，何况这些窃取上天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的人呢？下面的人现在在赞美他们的罪过，上面的人在奖励他们的欺诈，上下相互欺骗，我难以和他们相处了。”
     于是他带着母亲隐居山林。晋文公得知以后，派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找到，只得以绵上之田虚封介子推。民间还流传着文公为逼介子推出山而放火烧山，介子推宁肯烧死也不愿出面，结果与母亲双双被焚的传说。据说“寒食节”就是因为悼念介子推。不过这种放火烧山的说法仅仅是民间传说，史无所出。
     后人皆以介之推贤，而说重耳忘恩。其实非也，纵观介之推之功，仅仅够得上那种“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最多能够受次次赏。想当年重耳流浪在外，立这种功劳的又何止一人，介之推怎么好意思当众提他这点功劳？重耳记不起来也是自然。再说，用自己的肉给主子吃，这种人，我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好。这可能是重耳有意不提他的功劳的原因。
     《吕氏春秋》说，介子推不肯受赏，出走前曾赋诗一首悬于宫门之上，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诗中将君主比作龙，五贤士比作五蛇，并以“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以鸣自己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此说也不足为信。介子推曾对其母说：“身欲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如是，介子推一心淡出世事，以求退隐山林，那有何必作诗悬于宫门来为自己鸣不平呢？所以，到了《史记》中，这首诗就变成了“介子推从者”悬书宫门，也就是他的随从所为。介子推只怕仅仅是一个因为封赏不公而退隐山林的人，是文公流亡时的一个普通随从。如果史载介之推对母亲所发的牢骚确有其事，那么，这更加只能证明介之推根本不了解晋文公。他认为，重耳得以继位是上天的功劳，与五贤士无关，五贤士表功就是贪天之功，这显然是不符合实情的。
     相比起颠颉而言，介之推还算是幸运的。
     颠颉应违反军纪而被晋文公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