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辽朝只有皇后必须册选萧姓，至于妃嫔，出于异族异姓者偶也有之。例如，辽世宗甄妃就是五代后唐的宫人，是世宗即位前随父亲太宗南征时将其俘获的。这年她已四十一岁，也许姿色依旧而颇受宠遇，世宗即位后，还一度立为皇后。甄氏册立为后，《辽史》与《契丹国志》的《后妃传》都有记载。但《辽史·后妃传》又说天禄末世宗册立述律后之弟萧阿古只之女为后，《辽史·世宗纪》系此事于天禄四年(950)。萧氏与甄氏同死于察割内乱，一后健在而更立一后，其中必有原委，可惜《辽史》未载其详。而《辽史·后妃传》传首列甄氏名位只是妃，或是在萧氏册立后被废。至于甄氏册后不见于本纪著录，大概也是此举有违旧制的缘故。由此可见，这个特例最后还是服从了以萧氏为后的通则。

金代规定完颜皇室不与庶族通婚，但其世婚制的后族范围却较辽朝广泛，不过仍有具体的部族限定。《金史·后妃传》指出：“国朝故事，皆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答、乌古论诸部之家，世为婚姻，娶后尚主。”据《金史·徒单铭传》说，与近代皇室完颜氏通婚的还有裴满氏。这些姓氏都是女真贵族，“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金代皇室世婚的姓氏较辽代为多，而在死后追尊为皇后与在世册立为元妃的名单中，也偶有汉人或他姓。金章宗有宠妃李师儿，出身于监户。金代凡战争中掳获或有罪籍没的妇女，经过挑选送入宫监，罚作奴婢。李师儿就是宫监中的婢女，这是人最不齿的身份。但她聪慧伶俐，善解人意，又识字擅书，能诗善文，最受金章宗宠爱。章宗元配已在即位前去世，中宫虚位多年。章宗有意让李师儿做中宫皇后，无奈大臣坚决反对，台谏进谏不已，章宗也爱莫能助，只得将她进封为元妃，名位仅次于皇后。这也说明，金代帝王正式册后，只能在规定世婚的女真贵族中挑选。章宗时期，汉化加速，他命诸王选求民家女子，广生继嗣。于是，尚未即位的宣宗纳汉族王氏姊妹为妃，即位后，将妹妹立为皇后，赐姓温敦氏，也算是他对世婚制的一种变通吧!

成吉思汗起兵统一诸部，建立大蒙古国时，倚重了弘吉剌部族，不久就立其女孛儿台旭真。据说，当时他与这一族帐立下共取天下的盟誓时曾经约言：“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因此蒙元诸后多出于弘吉剌氏。蒙元实行多后制，皇后固然也有其他姓氏的，但按制度，正后必定是弘吉剌氏。不过，这一世婚制原则在执行中似乎不如辽、金那么严格，例如窝阔台汗的皇后即乃马真氏，而元英宗皇后则是亦启烈氏。

满清入关前，爱新觉罗皇室基本上实行满蒙联姻的方式。这是因为两族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交错，在民族习俗上大体相似，政治目标上也基本接近。然而，蒙古部族众多，有的部族在利害休戚上与爱新觉罗氏时有矛盾冲突，乃至于干戈相向。故而满蒙联姻中，有些蒙古部族是其较稳定的通婚对象，例如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氏，清初后妃不少都出身这一姓氏。据《清史稿·后妃传》，清太祖有一妃，清太宗有二后四妃，清世祖有二后二妃，都是来自博尔济吉特氏。而清初下嫁的六十一位公主中，嫁给博尔济吉特氏的就有三十一位之多。由此可见，在入关以前以及清初，满清爱新觉罗皇室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结成了相当稳固的婚姻集团。这种满蒙联姻虽然尚不足以称为严格的世婚制，但仍有着类似的倾向。清朝入关后，这种政治联姻逐渐淡化，清圣祖其后诸帝的后妃群中，博尔济吉特氏便明显不占优势，这与清室统一全国后立后选妃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满、蒙、汉八旗女子大有关系。

无论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还是辽金元清的世婚方式，说到底，就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式的政治联姻。对于君主国家来说，这种联姻，或许有时能起到巩固政权的积极作用，有时则会带来削弱统治的消极因素，可以说是利害兼有，祸福并存的。而对于卷入这种政治联姻的后妃来说，只不过是一根加强联盟的筹码，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她们的遭遇与拖入其他方式政治联姻的后妃命运，在本质上是毫无二致的。君主政体下后妃制所固有的不人道与非人性，对所有后妃来说，都是无计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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