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期间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传教事业

明末时期

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汤若望曾于1638年4月来到河间府献县讲道，不少教友闻风而至，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汤若望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他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那里的传教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的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若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状况，先后建起了两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礼的就有50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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