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中央的第三把手王鼎死了。

这事发生在1842年6月的一个深夜，此前，天朝刚刚史无前例地败给了一个西洋弹丸岛国——英吉利。后世把那场战争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

而在当时，没人知道这场战争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意义，就如没人知道王大人之死对于时局的现实意义。

良臣模板

这位王大人，首先是位君子。他出身贫寒，毫无背景，“力学，尚气节”。据《清史稿》载，考中进士后，他赴礼部面试。时任大学士的王杰从众人中发现了王鼎这个才俊。一经询问，王杰方知原来王鼎是自己的陕西老乡，并且同族，于是急欲将其揽入麾下。孰料王鼎为人“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居然完全不理会大学士之美意。当然王杰也不以为忤，慨叹“观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继吾后”。也正因为缺乏心计、埋头干活的作风，王鼎在京曹辗转沉浮近二十年，才被嘉庆皇帝发现，授以工部侍郎。面对平日不显山露水的王鼎，连嘉庆都不禁责怪其过于老实，不善于走动，谕曰：“朕向不知汝，亦无人保荐。因阅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学问。屡次召见奏对，知汝品行。汝是朕特达之知。”

王鼎（塑像）

其次，王鼎是位能吏。受到朝廷重用后，王先是在工吏户刑四部转了一圈，备受历练，终在道光六年出任户部尚书，并授军机大臣。作为国家的财神爷，王首要解决的即盐政积弊。食盐专卖本是清朝重要税源，然沿袭已久，却沦为各路官商营私舞弊之渊薮。王鼎痛下狠手，先是整饬北方盐务，使得长芦盐场税收大增。接着将大刀挥向两淮盐务。淮盐无论质与量皆居全国首位，自然被各家视为肥肉，因而贪污重、盘剥狠、关卡多、走私频、负担大。并且这里盐务世代被具有深厚官方背景的“纲商”家族势力把持，王鼎若是取消“纲商”们的盐场运销特权，无疑抽走了不少中枢大臣们的私房钱，动了他们灰色收入的奶酪，必定会招致强烈的反弹。倘使别人，或许已知难而退。王鼎却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联手两江总督陶澍，偕同户部侍郎宝兴，以缓解民困之由，说服道光下令裁撤两淮盐政，并打出组合拳：“裁浮费，减窝价，删繁文，慎出纳，裁商总，覈滞销，缓积欠，恤灶丁，给船价，究淹销，疏运道，添岸店，散轮规，饬纪纲，收灶盐。”故“陶澍得锐意兴革，淮纲自此渐振，鼎之力也。”

再次，王归根结底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忠臣。1840年，粤海战起，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围绕战和问题，清廷分为两派，王鼎自是坚定站在主战一边。其不仅屡屡与主张和议的首相穆彰阿据理力争、唇枪舌战，闹得不可开交，更是数度不惜冒犯天颜，苦劝道光帝下定决心与英人一战到底。虽拼尽全力，仍无果而终。

操守极佳、勇于任事、忠于君上，王鼎可谓尽到了人臣的本分，算得上良臣的模板。那么，好端端的国之股肱，为何要自寻短见呢？

致命缺陷

王鼎选择尸谏，恐怕与其个性有莫大关联。

英国19世纪政治思想家阿克顿曾指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换成中国俗语，即“好人不从政，从政无好人”。政坛自古便是阴谋与阳谋纠葛不清之地。民国学者吴宓用四个字总结陕西人的性格：倔、犟、硬、碰，而王鼎恰恰就是个中典型。其为官四十余载，刚直有余、圆融不足、令人钦佩的同时，也树敌无数。“过刚者易折，善柔者不败”，陕西好人王鼎像一头瓷器店中的猛牛，横冲直撞的结果，便是得罪了当时清帝国权势最煊赫的三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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