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脚“野蛮”vs大脚“文明”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鲁迅的小说《伤逝》当中，女主角子君对旧式婚姻发出的“中国好声音”。这位少女如果健在，当她看到今天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尽情挥洒，又会发出何种感喟?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周末之夜的电视相亲，倏忽百年过去。回首子君们生活的20世纪初期，层出不穷却又变动不居的“新政体”、“新学界”与“新道德”，不但引爆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开了未来两性平权的闸门。
     后来成为政治学者的萨孟武还记得，那时“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难怪徐志摩的第一任夫人张幼仪，曾以《小脚与西服》为口述自传命名，借助这对颇具性别象征的符号，凸显新旧夫妻的矛盾纠葛。不过，即便在五四时期颇得“家庭革命”风气之先的成都，小脚解放也并非后人想象的那样轻松自如。家住四川的郭沫若的大哥与父亲之间的一次家庭冲突，足以一窥当日两代人在女性认知上的扞格难通：
     “大哥问我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我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他满高兴的不免提高了一段声音来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这真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大哥是出乎意外，我也是出乎意外的。我看见那快满三十岁的大哥哭了起来。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父亲，但是时代终竟是两个时代。”
     用“文明”与“野蛮”来评价“大脚”与“小脚”，或许意味晚清引入中国的文明论和进化论，基本成为五四一代娴熟运用的价值尺度。然而，父亲的怒斥、大哥的痛哭和“我”的惊愕，却同样拼贴出一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画面。虽然时代已是“两个时代”，父亲也并不“顽固”，但现实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新旧两代性别认知的纠结与不安。

     不过，较之男性，五四时期接受新知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标新立异地展示性别的自主与自觉。1919年，未来的女作家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据她追忆：“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的讲恋爱自由……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的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而那位同学呢，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我独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新人物。”
     张申府的“女朋友”vs陈独秀的“误会”
     在20世纪初新旧交汇之际，女性角色与社会地位的转变，也在不同程度地反向塑造男性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张申府对于恋爱经历的自叙，颇为生动：“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不同，我在‘五四’之前一个女朋友也没有。女朋友这个意念，对我总是带有西方的色彩。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在我父亲时代的儒家世界，男人有妻有妾，但却没有女朋友。‘五四’，是的，‘五四’给我自由找我的女朋友。你可以说我是在‘五四’时期才成为一个男人。”
     张申府对“女朋友”与“妻妾”称谓差异的敏锐感知，既有西潮激荡之下的回应，也有当事人对两性意涵的内省—虽然在张申府眼中，自由地“找我的女朋友”，最终仍要以“成为男人”为标杆。而彼时陈独秀观察到的社会景象，却大有不同。他抱怨，因“解放”带来的平等与自由，往往弄得现代青年如“醉人一般”：“你说婚姻要自由，他就把专门写情书寻异性朋友做日常重要功课。你说要尊重女子底人格，他就将女子当做神圣来崇拜。你说要主张书信秘密自由，他就公然拿这种自由做诱惑女学生底利器。”这位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锋不禁质疑：“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对于五四时期思想光谱的错综复杂，张陈二人其实皆有所见。旧道德解体而新道德未成的社会现实，令人无所依傍，又新旧交缠，确实进退两难。而自我放逐和急功近利的世风，也刺激了时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误会与滥用。陈独秀笔下“你说”和“他就”之间的彷徨与尴尬，颇能彰显道德失序之后思想与行为的脱节。从张申府的自况与陈独秀的自警当中可见，晚清到五四的中国社会立意“推陈出新”，然而结果往往表现为“瞻新顾旧”。
     从“贤妻良母主义”到“重订秩序”
     即便到了五四时期，在观念最为前卫的《新青年》杂志上，女性作者的自我理解，大多仍强调“(女子教育)应以贤母良妻(一作贤妻良母)为主义”。至于如何成为“贤母良妻”，新女性们给出的结论是，利用“数千年之压制”形成的“服从之性，尊以良好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世界第一等女子”。当时也有女性作者认为，女子的脑力、体质都不如男性，加之需要分娩育儿，责任重大，“若复欲与男子享同等之地位、权利，势所不能也”，“不如一志力求道德学问，以养成他日国民之贤母良妻”。因此，民初报刊上的征婚启事，大多将“新知识”与“旧道德”并举，以此作为男性心中理想配偶的模板，实不为奇。后人对五四思潮多以“反传统”笼统视之，实际在反传统的整体语境中，这些半新不旧的知识、情感与价值，亦如同载沉载浮的点点航灯，左右着社会对新道德可能性的诸多探索。
     然而，五四时期激进化的社会转向，也刺激时人以更彻底的方式，实现对女性的重新认知与社会的全面解放。高素素在《新青年》撰文谈到“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时，认为需要“有两前峰：曰破名教，曰破习俗。有两中坚，曰确立女子之人格，曰解脱家族主义之桎梏;有两后殿，曰扩充女子之职业范围，曰高举社会上公认的女子之位置”。远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针对因包办婚姻导致新娘自杀的“赵女士事件”，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撰文：“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乘着他那囚笼槛车似的彩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朱执信则看得更深一层。他说，妇女解放“如果只是把所谓夫权、同居权、扶养权、义务取消了，也不过是治标的办法。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连的—性欲、孕育、家事(包括炊爨等)—诸男女分功问题，一一能下解决，始能算做解放”。所以，他在《星期评论》上呼吁，妇女要解放，“必要把同这种束缚有关的许多分工问题，替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才可以解放”。
     “替自己重新订一个秩序”的宣示，或许正是同时期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一语落地生根的现实策略，也最能凸显五四一代“造社会”的集体认同。在一个女性数千年来备受抑制的传统国度，20世纪诸多革命方案和社会改良版本，却无一例外地将女性解放和男女平权的议题作为主题之一，可见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幅度之大、热望之强。1923年，鲁迅在演讲中善意提醒听众，梦醒之后的娜拉决然走出家门，“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红盖头下中国版娜拉的孙女和曾孙女们，仍在面对类似的谜题与困惑。重读百年前那些关于女性的故事，或许并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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