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也很见成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的部队中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的南汉辰也是共产党员。那时，我们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他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曲折。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军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杀掉的。当时，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战，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也不了解争取东北军的重要意义，抓住了敌军的大官，就自作主张地杀掉了。也有的同志因亲属、战友、乡亲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虏身上。在王明“左”的错误统治时，做兵运工作只能做下层工作，不能做上层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军官的工作。后来，钉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转变。党中央把统战工作做到张学良、杨虎城头上去，过去谁敢呀？杀俘虏的虽然是少数部队、少数人的行为，但影响很不好，不符合党的政策，中央做了许多工作，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央在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同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开始打通。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却漫无止境，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派人同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试探。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亲信陈立夫。陈一面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同王明、康生等人都认识，这些人当时都在莫斯科。后来，驻国际代表团就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另一面，陈立夫又派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市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曾通过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双方初步会商后，地下党派党员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双方会商情况及国民党当局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

那时，毛主席正率部东征在山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听取张子华、董健吾汇报后，就赶到前线同毛主席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说：方针是继续积极联络。同时，决定周恩来同志准备出去同国民党谈判。8月，潘汉年回国后也辗转来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央已从瓦窑堡转到保安。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来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集结在甘肃的洪德与宁夏的盐池间，准备再次打击胡宗南部。我正在十五军团，接到总部的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并要我马上回去。消息传开后，军营内外一片欢腾，普遍情绪是要求杀掉蒋介石。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张、杨的行动是逼蒋抗日，有革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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