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根据张学良来电的要求，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去，协助张、杨共商大计，处理事变后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并且建立了电台联系。当时中央集中考虑的是3个问题：一是如何向张、杨解释苏联《真理报》社论的问题。因为苏方对事变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国会发生内战，所以《真理报》指责张。杨是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我们只能如实地对张、杨说：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发的社论，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究竟是杀还是放。开始有不少人主张杀，张国案表现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张杀的。但是，经过研究，这时潘汉年又从上海发来电报，说南京的亲日派很嚣张。中央决定要和平解决。第三是，调整红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红军除留一部在北线继续监视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经庆阳、西峰镇，集中到咸阳，东北军和西北军集中在临像渭南间，三者互相呼应，摆开阵势，以备迎击从东面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

当时西安的情况十分复杂。张、杨虽在捉蒋及联共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情况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豪爽，有侠义气概。在当地，东北军是主力，他的意见往往对事情起决定作用。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很尊重周恩来，但他力量比较小，同东北军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生怕被张学良吃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战、主和各种意见也很分歧。张学良放蒋时随蒋去南京后被扣，西安群龙无首，更是乱得很。那时，红军总部在云阳，周恩来同志经常在西安、云阳间来往，有些事情需要红军协助的，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办。比如，被东北军开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我们就收留下来，加以训练，有的训练后再回去。我们还做杨虎城军队的工作，主要对象是赵寿山，他的部队当时也驻在三原，我们同他的关系很好。

东北军里有两个受到张学良重用的年轻人。一个叫应德田，是张学良的政治秘书，后来任政治处处长2一个叫孙铭九，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抓到蒋介石的那个营长，后来任卫队团团长。他们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中少壮派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少壮派不顾大局把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打死，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极大不满。两个人在东北军中呆不住了，跑到云阳红军总部来。他们见了面就骂红军，说你们出卖了张学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先以礼相待，耐心地说明抗日联蒋的重要性；向他们解释张学良陪蒋介石去南京以前没有同我们商量过。彭德怀和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国解放后，他们两人到北京来，见到我们，表示很惭愧。这两个人现在都已去世。

从陕甘支队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统一战线，终于打开了原来的孤立局面，建立起一块比较大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了。美国记者斯诺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陕甘苏区的，他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红军当时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战爆发时，红军还在四川和西康的边界地区，即使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消灭或者饿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线，迅速壮大实力，开辟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