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与那桐：同作清廷掘墓人
     辛亥年间，徐世昌、那桐二人同为内阁协理大臣，其职务相当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堪称位极人臣，高居权力之巅。不过，这两位朝廷大佬得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与一个人的提携密不可分，他便是袁世凯。
     1911年5月8日，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徐、那二人同被授为协理大臣。二人接旨后，反应竟极为一致。徐于日记写道：“蒙恩授为内阁协理大臣，时艰任重，拟具疏恳辞。”那亦然，“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差事”。其实二人此举，既非自谦，亦不是唯恐难以胜任，实乃欲逼迫皇室请袁世凯出山。好在摄政王载沣坚持己见，不准请辞，二人之谋划遂未能得逞。
     不过袁世凯又岂是“池中之物”，终有复出的一天。武昌首义爆发后，举国响应，清廷顿时方寸大乱。于是徐、那二人再度活跃起来，他俩联合奕劻，四处散播“唯有袁世凯方能收拾残局”之论调。载沣出于无奈，只得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主持大局。孰知袁世凯奉诏后，却故意徘徊观望，以“步履维艰”为借口迟迟不赴任。这可急坏了徐、那诸人，徐急忙微服出京，到彰德劝袁出山。关于此事，徐在《韬养斋日记》中只字未提，既可见该行动极为隐秘，也反映其城府之深。
     眼见时机成熟，袁世凯不再蛰伏，接受任命，独揽大权，其与徐、那二人的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二人的日记中颇有体现：
     十月初四(11月24日)在慰廷(袁世凯)宅早饭。午后访琴轩，谈。
     初五(11月25日)在慰廷处早饭，访琴轩。
     初六(11月26日)到慰廷处，晚饭后同访琴轩，久谈，夜归。
     (以上为《那桐日记》)
     三人私下里过从如此频繁，定当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篡权阴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直到清廷覆亡。同时，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而徐世昌这边，则继续充当“卧底”。可笑的是，清皇室居然依旧蒙在鼓里，先是破例赏赐徐世昌入值用膳之特权，后又授予他太子太保之殊荣，大有托孤之意。孰料徐并非妙手神医，实为催命郎中。正是他忙前忙后，打通关节，袁世凯逼清室退位的计划才得以顺利进展。甚至在溥仪的退位诏书上，徐也做了手脚。据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爆料，退位诏本由张謇起草，徐世昌后又偷偷加入一段：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徐世昌在日记中仅有一句记载：“今日奉旨宣布共和政体，组织临时政府。”一周后(即壬子年正月初一)，那桐则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易手，王朝灭亡，徐、那二人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一个轻描淡写，一个满怀喜悦。可见清廷在他二人心中之分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辛亥之政局，如同一场清廷与革命军对垒的足球赛。清廷教练组即满清皇室，队员乃以袁世凯、徐世昌、那桐为首的一干重臣。面对革命军的凌厉攻势，清政府队中有人故意罢赛，如那桐，更有队员消极比赛甚或踢假球，如袁世凯、徐世昌，于此形势下，清皇室焉能有不下课败北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