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名二战战俘，他在菲律宾科雷吉多尔岛被俘，在当日军战俘过程中受到很多磨难。父亲最艰难的时刻是在被称为“地狱之船”上的经历。
     “地狱之船”上的可怕经历
     日军当时将亚洲各地战俘运往中国和日本充当劳工，故意不给运送战俘的船只做标记，因此这些船成为美军飞机和潜水艇的袭击目标。我父亲在被运输过程中先后换了三条船，因为每条船都遭到袭击。第一艘“地狱之船”是臭名昭著的“鸭绿丸”号，日军强迫1600名战俘进入船舱，船行驶在热带地区，气温高达近40摄氏度，很多战俘喊着“要水喝、要呼吸”，日军则故意把船舱封闭上，很多人被闷死，一些人开始互相残杀，有些人精神失常。这仅是“地狱之船”的一幕景象，在这类船上共约1.4万人死亡。
     我父亲几乎从不与我谈战俘经历，我是成年以后自己开始做研究，才逐渐了解到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令人心痛和惊讶的是，这些历史从未出现在教科书里。我花了将近25年研究这段历史，为此制作了两部纪录片《巴丹惨剧》和《从此以后不再一样——战俘经历》。我父亲唯一提起过的是，他在日本做战俘期间遇到的一对好心夫妇。当时父亲和他的同伴正在抬尸体，一位老先生给了他们一把青葱，毕竟那时在日本每个人都缺衣少食。
     1945年4月左右，我父亲由日本被运往沈阳，他做战俘的最后半年是在伪满洲国度过的，被关在“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作为军医，我父亲在囚犯营的医院工作，没听说他与中国人有过接触，但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人帮助囚犯，会给囚犯营中的人悄悄捎带食物和药品。我的纪录片中还有“奉天监狱”获得解放时的片段。

     惨烈的巴丹死亡行军
     我采访过约100个战俘，战俘有太多故事，每个故事都关乎生命。对他们来说，说出这些故事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们的故事应该被铭记。我父亲没有参加巴丹死亡行军，那是二战中的惨案，美菲联军战败后，数万名战俘被强行押解到100公里外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日军残暴对待，死伤惨重。那些经历过巴丹死亡行军的人将日军描述为“极其残忍”。许多参与行军的美菲士兵本身在战斗过程中就已经负伤，但还被强迫在极其炎热的天气中行军，日军不让战俘们互相搀扶，甚至不让他们喝水。战俘实在忍耐不住跑到附近的溪流中喝水，就会被射杀或砍头。还有一些日本军人故意开车或坦克碾压战俘。行军过程中，菲律宾人死得较多，当行军最终到达战俘营的时候，又有更多人死去。战俘营里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卫生条件也很差，美国战俘每天以30人到几百个人的数量死去。超过2万名菲律宾战俘在不到4个月内在战俘营里死亡。受访老兵们对日军的整体印象是“残暴”“不在乎囚犯的生命”。
     美国人本·斯蒂利是为数不多的目前仍健在的战俘老兵，今年97岁，现居美国蒙大拿州。斯蒂利1940年加入美国空军，被派往菲律宾，1941年在日军袭击中被俘，在战俘营被囚禁长达40个月，后被“地狱之船”运往日本当挖煤劳工。战后，斯蒂利成为一名画家，创作了有关他被囚禁期间遭遇的作品。
     希望安倍承认具体侵略行为
     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的做法，让目前幸存的二战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俘老兵感到担忧。安倍政府将战后日本与战俘友好交流项目的规模缩减，并且不给这样的交流项目以资金支持。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邀请超过600名二战中受过日军虐待的战俘访日，但安倍政府上台后只邀请了31名战俘。我们认为，这样的活动应该受到专门教育信托基金会的支持，让二战真正的历史得到传播。德国就有专门的此类教育项目，让德国历史的黑暗篇章得到铭记。只有日本建立类似铭记历史的教育组织，才能作为其与亚洲邻国开始真正疗伤与和解的橄榄枝，教育基金之类的组织是象征性的，但证明日本政府承认真正的历史是重要的。在我去日本的历次访问中，我一直觉得，二战历史在日本从未得到像在德国那样的重视。
     我希望安倍首相能以具体的方式承认日本战时的侵略行为，例如承认巴丹死亡行军和巴拉望屠杀、囚禁战俘的“地狱之船”以及其他战争罪行实例。我们不需要一个含糊并试图掩盖二战史实的声明，我们不需要安倍轻描淡写地说“战争中失去了很多生命”，日本皇军就是二战中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日本皇军就是侵略者，我们希望日本历史中黑暗的一页能出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让日本人民学习并承认史实，未来才有可能避免战争重新上演。没有国家能够逃避自己的历史，日本不能逃避二战历史。日本需要打开心门，让阳光照进黑暗的历史篇章，其渴望成为伟大国家的想法才会得到世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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