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出生，美国芝加哥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保险学退休荣誉教授。他是美国盟军战俘索赔运动的领袖，长期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在菲律宾战役期间，因作战勇敢，他多次获得嘉奖，并获得多枚勋章，其中包括紫心勋章。战后，美国政府又授予他崇高的铜星勋章。
     他在日军战俘营中度过了3年半的战俘生涯。坦尼教授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出了《My Hitch In Hell》一书。笔者撷取了他亲历的菲律宾甲万那端战俘营的部分片段，以飨读者。
     日军在菲律宾建立的最大战俘营
     甲万那端战俘营位于甲万那端市区以东四英里，距离马尼拉六十英里，奥唐奈集中营在它西面，大约相隔十五英里。甲万那端是巴丹死亡行军途中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它是日本人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在日军入侵菲律宾之前，它是菲律宾军方的一个训练基地。较之日军在菲律宾的其他战俘营，它建立的时间较晚，规模也更大。
     甲万那端集中营，在日军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建立的所有战俘营当中最为臭名昭著，几乎所有研究二战战俘史的学者都会对它大书特书，它是“东方的奥斯维辛”，是日军在菲律宾建立的规模最大的战俘营。几乎所有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军人的回忆录当中都会提到它。严格来说，它不是单纯的监狱，是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
     甲万那端的营房面积至少占地一百英亩，“魔鬼农场”至少三百英亩。日本人住在集中营的中心区，稍微有些偏南。战俘的营房则覆盖了整个集中营东部。美军的随军医生几经争取，日本人才在营地的西北部设立了隔离病房，收容痢疾患者，还有那些无药可救的美军和菲军战俘。日本人同意给痢疾患者专门设立一个病房，因为他们知道痢疾传染性很强，怕引起大规模流行，日本人对于菲律宾的痢疾的抵抗力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那些快要死去的兄弟，全都被送进“零号病房”。剩下的地方则是“魔鬼农田”，主要集中在集中营的东南部。营区岗哨林立，四周被一些破烂的、锈迹斑斑的有刺金属网围着。

     “魔鬼农田”
     甲万那端的“魔鬼农田”臭名昭著。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协助刨地和收割的机器，所有的活儿都要用双手完成。工作时间从上午六点到十一点，下午两点到天黑，日复一日，没有间断。中午我们会领到一碗米饭和一碗被称为“汤”的带颜色的水作为午饭。菲律宾的太阳很毒，很多兄弟缺乏衣物，经受不住长时间暴晒，体表温度迅速升高，中暑倒下。日本人禁止我们在田间交谈，违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我们只能不停地刨地挖地。农场里种着大量的黄豆、南瓜、小麦、甜薯、黄秋葵和茄子等。有时我们不禁想象这些食物是为自己种的，这样的想法简直太愚蠢了。我们一点吃不到，这些东西只有日本人才能享用。日本人吃不掉，就强行推销给当地的菲律宾人。如果有人在耕作期间偷吃蔬菜，被抓住，轻则受到一顿毒打，重则丢掉性命。
     我下地劳动的第一天，就挨了看守好几顿狠揍。我们步行到农场，早上六点就下地了，当时气温估计有华氏九十六度，预计中午飚升至华氏一百度。刚下地，腰上就挨了看守重重的一铁铲，我没注意踩到了一株刚放发芽的秧苗上。不到两小时，我又挨了第二顿打，看守嫌我干活太慢，用装满沙子的竹棍狠狠地敲在我的头上。不久，我正跪在地上除草，刚才打我的两个把我拖到营区的一个角落，一个用铁铲柄猛敲我的脖子，另一个的“巨型手杖”不断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回地里后，旁边一个兄弟对我说，我不应该跪在地上除草，日本人怪我压坏了庄稼。我只能弯下腰除草。我吸取教训之后，总算没再挨打。等哨声响起，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看守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几个工友把我扶回宿舍。我回到宿舍，发现头上、肩膀上、腰上，千疮百孔，血迹斑斑，都已经凝固了。我想请休利特医生给我看看伤，哪怕清洗一下伤口也好，最好请他开一张明天不能参加工作的证明。工友们阻止了我，他们说，那几个看守离开后，就到医务室外面守着，看见在农场劳动的人，去治伤，就毒打一顿，刚有人被活活打死。我的这个想法就此作罢，我知道，让他们碰到，我是死路一条——第二天，看守会报上去，列斯特·坦尼伯格，因为中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