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命令张之洞，立宪之道宜如何进行，各种奏折在外呈交地方大吏，取其切实正大者，选录代奏。

因吴樾事件后，再次出访分两路，日期、路线对外界保密。戴鸿慈、端方一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路。

熊希龄跟随的是端方一路，他在上海等候，这一路共有33位随员，经费是26万两银子。至于考察报告，各团员都大感头疼，所以到日本后就先期将工程发包给杨度。半年多时间，游历了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等国。熊希龄到了意大利，不再跟团，赶紧打道回府，理董考察报告事务。他专门到日本，去找杨度要稿子。

杨度认为当时的清政府，为列强欺凌剥夺，“今政府之对于外，则赠礼之政府也。所赠者，国民之经济而已。其对于内，则窃财之政府也。所窃之财为何?国民之经济而已。其不负责任如此，故吾今日所主张之唯一救国方法，以大声疾呼号召于天下者，曰‘开国会’三字而已。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金铁主义》第三节)此文作于1907年。文章奇长，实为一专著。对社会、对皇族而言，殊欠明了。辗转复沓，横说竖说，反而减弱它想达到的效果。

杨度的设计、理念都没有问题，虽说来源于日本宪政，但矛盾纠结的晚清帝国，实现的路径却没有一条。

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杨度晚年好论佛，《新佛教论答梅光羲》，描其不甘寂寞之状，如在目前。他说他的修炼，“自觉气达于丹田，转趋尾骨，上缘背脊，以贯于顶……此后静坐之时，手足自动，异状甚多。身亦上腾，几播床下。枕移被揭，不可遏止。四肢动毕，遂及他部，或齿牙上下自叩，或眼球左右转动，或耳筋自掣，或面筋自动，作种种喜怒哭笑之状……”

此系论静坐之法，如何安心，倘果真遵照其法而行，只怕不但不能安心，反而搅动心里火山之爆发，五脏六腑，骚然万状，令人笑倒在地。此公在日留学时以君宪论结识袁世凯，从此多年奔走其门下。袁世凯暴卒后，他又依托张勋、曹锟、吴佩孚，其间也曾转贴孙中山。再往后是张作霖、张宗昌、第三国际、杜月笙……汹汹奔忙，六根不净，昭然若揭。

所以他标榜的修佛，说起来天花乱坠，做起来竟很像谤佛。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过日本，杨度事先撰写考察蓝本，事后大臣再予填空之法补足。

时在1906年1月21日，熊希龄随载泽等访欧，经日本、抵东京当日，即将此任务交杨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写了几个月，夏天交卷，其后与梁启超商组党(宪政会)，以人事纠纷未果，1907年创《中日新报》，组政俗调查会，脱离康、梁。

1907年底他因伯父去世回湘，联络谭延闿等人组宪政讲习会，该会以湖南全省士民之名义发起入都请愿，要求设立民选议院。

同年7月，黄遵宪致信梁启超，谈到“今日之新进小生，造孽流毒，现身说法，自陈己过，以匡救其实，维持其蔽可也。谓得国粹即能保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即可见其徘徊犹豫之状。

1907年，又派政考团达寿往日，汪大燮往美，于式枚往德考察宪政，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负责筹备工作，各省成立咨议局，府、县成立议事会。

今有告别革命派以为当时革命党不闹事，听任清廷立宪不是很好吗?

这是不通的。首先，立宪的筹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一旦压力停止，立宪马上停止。

其次，号曰立宪，却容不得维新立宪派人士参与——只许我自摸，不许他人染指。譬如此际梁启超在东京组政闻社，彼欲回国参与分权，却被严厉禁止，明确告之他们仍是戴罪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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