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42年6月12日，冀中地区的八路军指挥机关被日军围困在南威县掌史村，八路军将领吕正操认为，村内的八路军虽有两千之众，但战斗人员不到一半，其余全是学员和后勤人员，不足以强行突围，遂决定就地固守，与敌打“蘑菇战”、“顶牛战”，坚守到天黑再行动。吕正操要求部队不许出击，敌人不到跟前不开枪，只准用步枪和手榴弹，紧急情况下才能用轻机枪，而且尽量点射，不要连发，没有上级许可不准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要故意示弱，让敌人摸不清底细。日军果然上当，以为面前不过是些“土八路”，仓促组织攻击，结果屡屡被八路军击退，期间八路军战士几次请求使用重武器，吕正操硬是压住不准用。到了夜里，吕正操率部突围，用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猛烈射击，将日军暴露在村外的火炮、重机枪悉数摧毁，被打蒙的敌人再也组织不了新的进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转移西去。
     遇到被围困的情况，我军的初始作战态势往往十分不利，这种时候尤其考验一支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在被包围的情况下，往往会陷入整体性混乱，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各部之间的配合更是一盘散沙，这一点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敌后抗日武装在部队的战斗意志、组织性和纪律性方面则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是被绝对优势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仍然令行禁止、配合无间，这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正是突围胜利的保证。
     陆房战斗就是典型的案例。1939年3月初，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组成东进支队，进入鲁西建立根据地，日军急调8000多人，在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于5月初分九路向根据地扑来。凭借优势装备和兵力，5月11日，日军将八路军第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冀鲁边第7团以及辎重部队、泰西地委、鲁西区党委等合围于肥城县安临站镇的陆房村。陆房村位于山地丘陵盆地中，东西宽约5华里，南北长约10余华里，四面环山，当时日军已经占领四周的制高点，八路军被压缩在盆地中的狭小地带，局面十分不利。11日白天，日军连续发动数次强攻，都被八路军一一化解，但八路军的数次突围也未能奏效。

     入夜时分，双方都停止了行动，第115师代师长陈光深知形势危急，如果当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所剩力量已无法挡住日军明天的进攻。摆在八路军面前的有两条突围之路，分别是陆房村东南面的山间大路和西南面的山顶小路，前者地形复杂，便于隐蔽行踪，一旦被敌发现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从日军架起的火堆观察，那里的守敌人数不多，后者则要经过山顶，由于日军早已控制四周高地，选择这条路等于从日军防御主阵地通过，一旦失手，部队就陷于仰攻态势，很可能全军覆没。可是，陈光决定从小路秘密突围，出奇制胜，他向部队传达极为严格的突围纪律，禁绝声响喧哗。22时许，八路军开始突围，一路上，日军的火堆就在附近，日本骑兵从潜行的八路军身旁奔驰而过，日本哨兵喊话清晰可辨，但日军就是没发现八路军的动静，结果几千人奇迹般地从日军鼻子底下脱险。
     沙窝突围战是另一个范例。1940年正月初三深夜，匡根山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第2营、商河支队进抵山东沙窝、翟家一带，日伪军3000余人分乘50余辆卡车，在4辆坦克配合下直扑沙窝，企图将这支部队一举歼灭。为了减少损失，八路军决定让一支小分队佯装突围，牵制敌人，掩护随军的地方人员和伤病员转移出去。第2营第7连受领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他们故意做出向东突围的姿态，吸引日伪军的注意力，此后该连与敌激战一天，虽然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但仍然守住了沙窝村。入夜之后，被分隔开的第7连两部分不约而同地想到化装成日军的主意，其中一部30多人组成全副武装的“日军巡逻队”，在一名会说日语的战士带领下，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巷子里走出来，向着烤火的敌人走去，趁着夜色堂而皇之地突出重围，而另一部30多人则首先派人干掉日伪军设在两所宅院房顶上的岗哨，由一名会日语的同志与几名战士装扮成日本哨兵，重新出现在房顶上，嘴里说着日本话，不时吹出几声口哨，以示正常。而其他战士则一个一个地由村里转移到村西围墙下，搭起人梯爬过围墙。只几分钟工夫，60多名战士便消失在茫茫黑夜里。沙窝村一战，八路军以几百人的兵力，突破了数千敌军的合围，而且消灭了300多名敌人，可谓平原突围战的奇迹。
     兵法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一点用在突围战斗上再准确不过。但这里的“生”和“存”都必须以强大的战斗力、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坚定的战斗意志作为保障，而敌后抗日武装正是兼具了这些优点，才能创下战争史上的奇迹，获得如此之多的突围战斗胜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