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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9日，河南省周家口（现在周口市）东南往新站镇的路上。
一辆人力车，车上坐着三个身穿纺绸长衫的人。如果仔细看看，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和一般商人有点儿不一样，眉宇之间似乎隐约藏着杀气。
有一幅题名为《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的油画描绘了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在画面右方正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提交投降书的，是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和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他们身后还有五个在弯腰鞠躬的日本军人，最外侧的一个就是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
此刻车上坐的三个人中，就有今井武夫。
特殊身份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副长，怎么乔装打扮到了河南省内这么个偏僻地方来了？
日本的昭和历史书上经常会出来一个名词“支那通”，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支那通”就是“中国通”的意思。其实“支那通”是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那些参谋，像甲级战犯铃木贞一、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以及后来帮蒋介石守金门的根本博等，不能随便乱用。
在当时日本陆军中最有名的“支那通”有三人：当过张学良和汪精卫顾问，后来在陆军省当次官的柴山兼四郎中将；策划成立汪精卫伪政权的第38师团长影佐祯昭中将；还有一位就是这个今井武夫少将。
顺便说一句，影佐祯昭中将是现在日本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的外祖父。
今井武夫的经历在这些“支那通”里也不多，他1928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0期毕业以后在日本本土只待了两年左右，那还是在参谋本部当支那班班长，后升任支那课课长。太平洋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在菲律宾待了一年，除此之外全在中国大陆。而且干的都是几乎同一类工作，就是劝诱蒋介石投降，被称为“桐工作”。后来在确定蒋介石不可能投降之后，又改成和蒋介石讨价还价。
因为今井武夫几乎没有担任过军事主官，而且他的情报活动也主要是和国民政府谈判，所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曾经公开为他打过包票：“今井不是战犯。”
但是，今井也遭遇过险境。
1943年3月在菲律宾，即将晋升参谋本部作战课作战班长的辻政信中佐胆大包天，以大本营名义下达了杀俘命令。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但当时任第141联队联队长的今井武夫大佐在接到电话后觉得不对，认为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临危受命
当时日本人看起来似乎特别强硬，像近卫文麿首相在1938年就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日本人各自为战，各找各的关系在和中国谈判，政府方面是政府方面的路子，参谋本部是参谋本部的路子，甚至看起来连战连胜，把蒋介石赶去了重庆，在南京又成立了一个汪精卫伪政权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找路子和中国谈判，因为这些在中国战场的日本人最清楚：如果不能和蒋介石谈点儿名堂出来的话，他们只有在中国被拖死这一条路。
当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参谋本部搭上了宋子文这条线，派人和重庆方面谈判。第七课的铃木卓尔中佐到香港和重庆方面派出的自称是宋子文弟弟的宋子良谈了满洲国问题、汪精卫问题和日军撤军问题，可那位自称宋子良的人走了之后再无回音。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用的缓兵之计。日本人对这次“挨涮”特别耿耿于怀，战后何应钦去日本治病还被冈村宁次追问那人到底是不是宋子良。
到了1945年2月下旬，日本人已经急于找蒋介石谈判，谈什么都行，只要能找到真能代表蒋介石的人。
汪伪政权的参谋本部没有参谋总长，只有个参谋本部长的官职。参谋本部长叫杨揆一。杨揆一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和今井武夫配合得不错，他搭上了何柱国这条线。
何柱国上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算今井武夫的后辈，当时任中国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五集团军司令官，和日军在鄂北、豫南战线上对峙。
杨揆一带来了一个便衣人物，来人自称是李耀，军衔上校，自称能全权代表何柱国上将。李上校对今井说：“何司令官有诚意和日本方面谈判，蒋委员长也知道此事，如果日军也有诚意的话，请今井参谋副长来我处和何司令官面谈。”
今井方面最后被告知：何柱国司令官可以在位于河南省周家口南方新站镇的十五集团军前线司令部会见今井武夫，时间是7月9日下午两点钟。
冈村司令部里反对今井赴约的意见还是不少：如果这是个圈套，引诱参谋副长单身出外而被擒获，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面往哪儿搁？但冈村宁次却不这么看，冈村宁次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现在的中国军队已经没必要来设圈套抓日本军官了，再说就是有危险也要去，只要能见到何柱国，就能向他说明日本人的想法，让何柱国转达给蒋介石。为了保全日本民族、国土、天皇和军部，这个险一定得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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