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
     一、守还是不守?
     1937年北平(现在的北京)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一路南下。南京，当时中国的首都，国民政府在守与不守的问题上有很大的纠结。因为，在之前的淞沪会战中，国民革命军损失惨重。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为了扭转战局，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参战，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参战，三个月后，上海失守，国军死伤30万人。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南京直接暴露在日军铁蹄下。作为中国的首都，任何人都明白，日军会很快进攻南京;而国军刚刚在淞沪会战中遭遇重创，要想守住南京，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1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就是守不守南京。李宗仁首先表态:“南京在战术上是绝地，敌人可以进行合围，它的后方又阻于长江，根本无路可退，不能坚守。”白崇禧认同:“我军经过淞沪战役，部队残破，减员尤其严重，根本无力防守南京。”张群也表示同意:“为了让南京城免遭战争破坏，应该在外交上争取主动，放弃南京。”陈诚等都主张放弃南京。只有蒋介石反对:“南京一定要守,不能放弃。” 蒋介石在日记中解释了要守南京的理由：“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怀也。” 明知是孤城，很难守，却必须要守，因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如果一枪不放地把首都拱手让日，国人会怎么看政府的抗日?世界会怎么看中国的抗日?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既然决定了要守南京，就面临下一个棘手的问题了，谁来守?很明显，中日军力相差太大，而日军对南京是志在必取，选择谁守南京，几乎就是选择谁去殉国。所以蒋介石向大家询问:“哪一位将军愿意担此重任?”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起立：“我来!现在敌人已迫近首都,首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仅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愿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我们要以有力部队固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守南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石很感动:“孟潇(唐生智的字),很好!很好!”当即任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二、战前的准备
     留给唐生智的南京防御部队基本上都是淞沪大战的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部队，也就是说，是残余部队。当时的首都警戍总司令部参谋长处长谭道平负责统计南京各部队人数，他确定南京的政府军只有8.1万人，其中3万人是临时征的兵，连怎么开枪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政府知道南京是守不住的。既然守不住，当然就不能让平民在战区送死。早在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市民就开始向外地迁移。随着11月12日上海的沦陷和11月20日南京政府的迁都,南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移。第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到12月初，南京全市945544人，经过撤退，还有30多万人在城内。唐生智受命后，以重点防卫带动全城固守的战略思想,将部队分为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个梯次配备。唐生智每天都去首都战地视察军事状况，常对军官说:“我们平时常说抗战、抗战，难道只是叫人家牺牲的吗?我们作为长官，更应该以身作则。”唐生智命令把所有的渡轮和船只都调到长江上游地区，禁止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北撤，还安排胡宗南的第1军守备浦江，以武力制止任何部队由南京向北岸渡江。唐晚年回忆：“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也有人说我办蠢事(指守南京)，但我觉得世上有些事情也是要蠢人办的，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把它送给敌人。”蒋介石在离南京前夕，和宋美龄专程看望唐生智：“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唐生智回答：“这是军人应该做的事，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日军为确保攻占南京，准备了6个师团，1个旅团，独立2个野战重炮旅团另3个野战重炮，攻城重炮兵联队，7个攻城重炮兵大队，1个重型臼炮大队，1个重炮中队，16个高射炮队和3个后备山炮队，21个独立汽车队及其他支援部队，总共30万兵力。日军的独立重炮兵大队，装备有45年式240毫米榴弹炮，其1发重达200公斤的炮弹在当时中国战场上没有什么工事可以阻挡得住。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