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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段人生经历，也让他本人有了一个新身份----流民。说流民，可称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间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朱元璋建国后，为发展生产，一面出台政策鼓励耕种，另一面也设立了严刑峻法，农民无故不得离乡，离乡二百里即需要有当地官府的“路引”。但时过境迁，到近一个世纪后的正统朝，自永乐末年开始甚嚣尘上的土地兼并之风越演越烈，赋税加重，徭役频繁，加上贫富分化的加剧，导致“先富起来”的地主们开始大规模的“兼并风”，诸多自耕农们丧失土地，流离失所。为生计所迫，他们开始逃亡家乡，从山东，河南，江南，江西地区，向当时地少人多的荆襄地区以及被称为“荒蛮之地”的福建地区大规模迁移，这就是所谓的“流民”。 而在福建，这些迁移的流民并无合法“户口”，只能依附于当地势豪之家，靠做佃农为生。其地位形同农奴，承担沉重赋税徭役，仅以福建本地为例，流民租种地主土地，除承担高额田租外，也要替地主承担赋税徭役，总数是明朝当时赋税额的十倍。除此以外，还有“春敬”“冬牲”等十几种巧立名目的供奉，苛捐杂税下，生活贫困不说，且毫无“合法权益”，任由主人宰割。今天保留的福建当地许多“大宅门”的遗址，宅院内往往设有旱井，其实就是“老爷”们私设公堂处决不听话的“流民”所用。在歌舞升平的“大明盛世”里，他们是“隐藏在黑暗角落里的人”。  “黑户”当然有反抗。在宣德末年以及朱祈镇刚刚即位的正统初年，湖广一带就曾发生过千人规模的流民反抗，旋即被镇压。而朱祈镇信任的大公公王振的专权，更给酝酿已久的流民大暴乱加上了“催化剂”。王振得势后，大肆公开卖官鬻爵。从知县到布政使皆“明码标价”，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福建，更级职务更是“抢手货”，价码节节攀升。知县一职可卖到两千两白银，布政使一职连翻数倍，高达八千两。 在福建一地，至正统十二年（1447年），福建各级地方官吏，“买官”的竟占三分之二。这些人“投资”的人为“盈利”，到任后当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杂税，不但大量的负担转嫁到“黑户”身上，连当地“合法户口”的城乡百姓也同样受害颇深。诚如当时明朝吏部尚书王直在奏章里所痛陈的：“今闽，粤各省，官吏多非正途所出，反尽是捐纳（买官）之徒，其为官一任祸害一方，民苦苛政久矣。”上奏的王直在王振的陷害下遭明英宗痛斥，被“罚俸半年”，而在遥远的福建，一场大起义已然山雨欲来。 而说到邓茂七的起家，又不得不提到一个词——乡集。这并非是我们今天印象里的乡镇集市。明初商业贸易厉行“专卖”法，但“流民”们赋役沉重，为生计所迫，时常偷运物品，与当地商户交易，而彼时福建，“资本主义萌芽”初兴，各城镇商户众多，也乐意以低于“国企”的价格与流民交兑货物，交易的地点，即称“乡集”。 在当时，福建有历史记载的“乡集”多达四十七个，皆设在州县交界的“三不管”地区。虽是“双赢”，却素来是政府禁止的“黑市”。其运作维持，由当地的“集头”（即黑帮势力）操纵，用“潜规则”维护贸易秩序。参与贸易的“流民“和“商户”要向“集头”缴纳“保护费”，各“集头”皆拥有人马，相互间画地为牢，也时常为抢地盘火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