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日本侵占“满蒙”的野心，在日俄战争之际就已初露端倪，日本早在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中就明确提出：“在满洲、在韩国扶植之特权，和向南亚及太平洋彼岸扩张自不待言，还应把进一步扩张作为帝国施政之根本方针。”而在1927年7月1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举行的“东方会议”特别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就“满洲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提出“需要对满蒙确立固定不变的政策，同时保持满洲的政治稳定，使之免于兵乱不停的中国之错综复杂的政治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国东北与中国本土彻底隔离开来，在不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影响下，以期达到肢解中国东北的目标。
    因此，橘朴在这里所提出的通过“满洲事变”而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前进的“军阀势力”也好，通过切断与“中国本部的循环性动乱”，进而使东北民众获得“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创造政治机构的机会”的论调也好，不但没有什么新意，反而可以看到其与“东方会议”中所提出的肢解中国东北政策的一致性。换言之，橘朴的这种通过“满洲事变”铲除“军阀势力”进而达到“解放”东北民众的逻辑，只是为日本侵占东北寻找到了一个所谓“合理”的借口而已。
    
    1931年11月，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橘朴成为了新成立的“满洲国自治指导部”的顾问，随着四个月后伪“自治指导部”的解散，橘朴的身份也随之变成了于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满洲协和会”的理事和特约顾问。这种身份的变化，不但强化了橘朴作为伪满洲国政治理论家的重要性，同时，也使橘朴在这里更进一步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煽动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和日益扩大的武装斗争的局面，日本殖民者深深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巩固殖民统治，还必须辅之以思想政治统治。“如果用强权压迫，只能是一时的随从，最终只要民族不被灭绝，终究会反叛的”。在上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认为不能只凭借暴力机构实行镇压，还必须公开推出“民族协和”、“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等所谓的建国精神招牌。于是，日本便试图通过打出“民族协和”的招牌，形成伪满洲国不是日本政府支配的国家，而是由日本人参加“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的假象。而所谓的“实现王道”“实现民族协和”的口号，则正是由橘朴一手炮制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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