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随着公元前119年漠北之战的胜利,持续肆虐北中国百年的匈奴人消停了,汉帝国的边境迎来了一段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而西汉帝国内部经济改革的继续动荡,却从此越演越烈。 尝到盐铁改革甜头的汉武帝,决心要把全方位的经济改革推行到底,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 匈奴虽然逃窜了,但要赶尽杀绝,需要钱,南方诸侯国的割据仍在,要统一南北,需要钱。 张骞从西域回来了,要再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拉拢西域国家,断掉匈奴的生存空间,需要钱。 甚至,汉武帝很想再活500年,1000年更好,要求神拜仙,寻找长生之道,当然也要拿钱买。 更深层的原因却不是钱,政府开支捉襟见肘,势豪大户富可敌国,不受政府节制,长此以往谁是皇帝? 要确立国家对财政的绝对控制权,掌控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经济改革,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为了钱权的问题,汉武帝持续推行了第二项改革:币制改革。 比起币制改革遭到的反击,早先的盐铁官营,基本算是小儿科了。 因为盐铁官营最多不过得罪了那些从事这项行业的官商们,币制改革得罪的,几乎是全国的有钱人。 因为当时私自铸造钱币,不是违法行为,而是国民经济的潜规则,是公开的秘密,但凡是有点钱的,有点关系渠道的,手头紧了,都会想办法铸点钱花花。 那年头没有验钞机,更没有防伪水印,做这事很方便很容易。 汉武帝容不下这样的“很方便很容易”,一个国家,如果连铸造货币的权力都长期放任自流,那恐怕不是皇帝有名无实的问题,估计连亡国也不远了。 这一点却是大臣甚至富人们所没感觉的,反正国家不是我的,你做你的皇帝,我铸我的钱,管这么多干吗? 汉武帝决定管这个问题,办法,是循序渐进的,还是阴坏。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首先下诏,铸造“鹿皮币”,作为国家的通用货币。 所谓鹿皮币,就是货币上有皇宫园林的白鹿皮,这种白鹿皮属中央皇室专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伪造都没地方。 特别是地方诸侯国要想铸钱,就必须向中央购买白鹿皮,每块白鹿皮明码标价:40万。 爱买不买,不买是不可能的,只能咬牙必须买。 如此一来,原本地方诸侯丰厚的金钱储备,就这样源源不断流向中央,地方富人商人再想私自铸造钱币,也很难花得起这个本钱了。 白鹿皮币自然引起了反对,且比上次更强烈,这次带头反对的,是大汉帝国的财政部长——颜异。 当然颜异本人并无恶意,只是认为定价40万太高,属于对诸侯的变相勒索。 此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清官,担任财政部长数年,以清正廉洁著称,百分百的好干部,不是“既得利益者”。 但汉武帝不管这个,经济改革至关重要,谁挡我的路,我就要谁的命,况且而今反对声本来就多,正要杀鸡给猴看,正直的颜异,就这样做了“鸡”。 公元前117年,又是“鹰犬”张汤出面,经汉武帝授意将颜异关押,而后经过审理,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颜异的罪名,最后干脆给颜异定了个“腹诽”罪,即颜异虽然嘴上没有谋反行动,但心里反对经济改革,就在这样的“欲加之罪”下,颜异被处死了。 “杀鸡”的效果是显著的,“猴”们果然消停了,到了公元前113年,汉武帝设立“水衡都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负责货币铸造的机构。 从此之后,地方诸侯国铸造货币的特权被彻底取消,货币的发行与铸造权,被牢牢掌控在政府的手中。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一步。 在改革货币制度的同时,已经是大汉帝国“农中丞”的桑弘羊又开始对既得利益者“阴坏”了,这次他的政策是“算缗”,附加政策是“告缗”,按照现代的意思说,就是对工商业者增加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 所谓“算缗”,名义上说是针对天下百姓,但是看政策,却主要针对工商业者。 算缗的意思,是要求工商业者将自己的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 在汉武帝时期的政策里,大商人每4000钱财产作为“一算”,征收赋税,普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2000钱作为“一算”,征收赋税,甚至各地的车马、船舶,也都要被看做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 从政策上可以看到,越穷的,交得越少,越富的,交得越多,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 桑弘羊当然也知道,指望着这些富豪们心忧国家,主动支援国家建设,这基本属于痴人说梦,所以在算缗之外,桑弘羊还很“体贴”地为他们安排了附加政策——告缗。 所谓告缗,说白了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有商人隐瞒财产的,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不但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还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 也就是说,在汉武帝时代,哪怕你是个穷光蛋,只要检举揭发告准了,一夜暴富绝不是天方夜谭。 有这样的好政策,自然是不告白不告,外加许多人本身就有“仇富”心理,当然是闻风而动,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 对于遭揭发者,汉朝政府的态度也只有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无风不起浪,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