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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于6月23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很恼火，在24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 高在日本会见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把中国看作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旨在努力结成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作法，未免过分，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 但近卫和板垣都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是其妄想逼余下野，而无攻汉之决心也。然余决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进攻之一途。”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7月21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汪精卫自1938年12月逃离重庆到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中间经过了将近16个月，其后又过了8个月，日本才正式予以承认。这整整两年的时间对汪精卫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对日本来说则是经过漫长等待后的无奈选择。据今井武夫回忆，自1939年秋季以来，在与汪从事和平路线工作的同时，日本另外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迫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1940年底屈服，因此一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作“桐工作”。1939年12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39年10月在南京设立后，11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