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蒋介石出现，宋家小妹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从宋家兄妹谈述此事的记录可知，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事，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庆龄和子文，庆龄认为蒋是有婚之人，而掌管国民党财权的宋子文则与蒋时有摩擦，他们并不看好蒋介石。不过，宋霭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
     从始至终，这桩婚姻既有两人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与推动，但主动权握在未婚者宋美龄手中。据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之婚姻真相，宋美龄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说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宋美龄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
     在1934年，蒋宋婚后第7年，一个七年之痒的关键期。宋美龄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出其隐藏的抱负及其婚姻选择。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她不经意间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嫁给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
     在一个混乱而复杂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时的宋美龄，不仅期望过着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这一点，即便连旁观者都洞若观火，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蒋宋婚礼时，特地分析了此时的宋三小姐，称：“三小姐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蒋宋联姻被视为政治婚姻在所难免，蒋通过婚约接通江浙财团，并遥控其已成羽翼的黄埔系，其手握军、财两权足以让主政者侧目。
     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其时的另一家报纸则在标题上一语双关地写道：中美合作。
     宋美龄“改造”蒋介石
     在嫁给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内，宋美龄都没有出来正式工作。这位宋家小妹，并非要潜心当家庭主妇。她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蒋介石。
     “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宋美龄后来自己总结道，她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蒋介石。
     在生活方式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改造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氏日记有大量关于宋美龄的记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30年12月4日，婚后三年，蒋在日记中记录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幼年失怙的蒋介石，从小在母亲管教下长大，蒋母以严著称，蒋氏所受女性之关怀甚少，其日记中自云“恋母”情结，显系真情流露，从中也可以窥到蒋氏夫妇婚后之感情。
     他对宋美龄“劝进”颇为认可，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诸如此类者甚多。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直言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她，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推动“新生活运动”
     除了“改造”蒋介石本人，宋美龄更热心的另一工作，则是社会改造。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有传教士建言，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应该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美国正推行“新政”，中国应该也有改造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一点就通的宋美龄将此转述给蒋介石。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初期的“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三十多项活动。
     在1940年“新运”畅行之际，宋美龄曾连续撰文给重庆的《中央日报》，集中而相当醒目地表明自己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宋美龄直言中国女性“尽管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