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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服务社会现实的学问 我们生活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但我们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对民族复兴伟业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中西方史学传统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对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中国史学讲究为现实提供借鉴，而西方史学却很少有这样的意识。这就导致在西方史学理论充斥中国史学研究的当下，以史为鉴的服务意识越来越淡薄。正因为背离了这一传统，加之当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状，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已经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到：“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面对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眼下还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这不得不令我们警醒、催我们奋进。 正是因为不满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各种解释，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柯亨提出，要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做“非胡说八道”式的研究。他提出的标准就是分析哲学所要求的“概念界定明确、逻辑推理严密”，由此创作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仅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作，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态度，更大范围内的学者开始承认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合法性。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应该以此为鉴，坚持做“概念界定明晰、逻辑推理严密”式的研究，同时还要在因果链条上进行追溯。这样的史学理论研究才有可能对具体的史学研究提供启示和指导，才有可能对历史发展规律做出深刻揭示，才有可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