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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是宋朝的历史，与宋朝大体同时存在的有辽、金和西夏三朝。所谓“大宋史”，乃是将宋与辽、金、西夏相比较而言，以宋为大朝，以辽、金、西夏为小朝，故将辽史、金史、西夏史纳入宋史，成为宋史的附庸。这样的宋史已完全超出了宋史研究的范围，故而其倡导者称之为“大宋史”。笔者认为，“大宋史”之说值得商榷。 宋辽金史专家杨树森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现在有人提出‘大宋史’，将辽、金纳入‘大宋史’的范围，这是错误的。‘大宋史’不能包括辽、金，辽朝疆域比宋朝大一倍以上，宋朝能把辽朝包括进去吗？金朝疆域就更大了。”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宋、辽、金时期》“辽北宋时期全图”，辽朝疆域是北宋的3倍；据该书“金南宋时期全图”，南宋疆域又比北宋小很多，只相当于金朝疆域的一半。大宋朝又从何说起？ 宋朝的国势与辽金相比相差更大。景德元年（1004）辽南下伐宋，宋真宗惧于辽朝的军威，被迫与之签订“澶渊之盟”。按照盟约规定，宋朝每年要向辽朝贡献绢20万匹、银10万两，并“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才得以保住了真宗的皇位。这一盟约被时人讥为“城下之盟”。 南宋国势更弱，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俘虏，死在异国他乡。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捕，一度被迫逃到海上游荡。为了保住帝位，他“屈己就和”，与金朝签订“绍兴和议”，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宋高宗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有逾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不难看出，南宋比北宋更加虚弱，沦为金国的附庸。 可见，北宋、南宋向辽、金纳贡称臣，史籍有明文记载，宋朝的大朝地位又在哪里呢？ 欧阳修出于维护正统史观的需要，所撰《新五代史》将建立辽朝的契丹列入书末《四夷附录》，而将梁唐晋汉周五朝列为正统加以详述。元朝撰写宋、辽、金三史时，对于如何撰写辽史和金史，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争斗的中心是以何朝为正统这一问题，最后确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此撰写宋、辽、金三史。 明朝时期，明英宗被瓦剌所俘，这成为明朝的奇耻大辱。由此，一些文人出于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仇恨，竭力否定辽、金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安都提出，要仿效《新五代史》的体例，“附辽金于宋史”。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二书，都将辽金史附于宋史之后。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明朝廷的认可和采纳。邓广铭对此评论说：“明代的柯维骐，在其所撰《宋史新编》中，虽曾荒诞迂腐地企图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王洙在其所撰《宋史质》中，则更为悖谬地根本不承认有辽金元三朝的存在；但他们的这种谬论既得不到同代人和后代人的赞同，他们的两部著作也就理所当然地得不到后代治史者的重视。” 由此可知，“大宋史”将辽金史作为宋史的附庸，实际上是明朝安都、柯维骐谬说的翻版，没有新意可言。 改革开放以来，辽金西夏史研究走上正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蓬勃发展。据《辽金西夏研究年鉴》统计，21世纪初期，每年发表的论著多达三四百种，最近几年增加到每年近千种，研究范围也由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扩展到音乐、美术、戏剧、工艺、科学、文学、家族、姓氏等诸多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辽、金、西夏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影响逐渐被人们认知。因此，“大宋史”为维护宋朝的正统历史地位，将辽、金、西夏研究纳入宋史研究的范畴之内，这一做法是不可取的。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