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捻军起义 19世纪中叶，中国各地农民起义纷纷爆发，除了南方的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北方的捻军起义也来势汹汹，但这些起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并没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那么，捻军起义之所以会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从捻军人物的局限性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人祸，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这就?鸨旆醋急噶颂跫Ｗ侥谜爬中械姆缟嚼丛浇?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龚得树、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刘天台、刘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统一、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装与地域集团 长期以来，宗族、帮会、社团是民间社会的三大组织形式，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近代农民起义除了帮会，如天地会、拜上帝会、白莲教会起着重要的组织发动作用(后期的维新、革命运动则以社团起组织发动作用)，宗族组织(以族姓宗祠为核心的血缘性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捻军起义就是这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家族)是结捻的纽带，扩大一点为宗亲集团。宗亲集团以人成军，举家举族从军。以人成军是宗亲集团(宗族武装)的支柱，人存军存，人死军溃。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捻军起义初期，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其中以刘姓实力最强，地域最宽。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力量小，地域狭，影响也小。这些地域性集团只是松散的联合，以大宗族为核心。后来，地域性的五旗捻军连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宗族武装)。只有张、龚、苏3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龚、苏白、黑旗捻军中的其他宗族武装后来也纷纷出走，形成新的集团)，也是捻军的核心力量。 这种宗族武装和地域集团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历史传统，构成各式各样、分散独立的宗族社会和地域集团。这既是乡村社会的显著特点，也是农民军山头主义、小集团意识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数十支捻军、数十万捻军队伍，不但走不到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互相争斗仇杀，斗得你死我活，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什么捻军起义时期，互相仇杀的、坐山观虎斗的、叛变投敌的、脚踏两边船的那么多，这既是农民意识，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团意识的幽灵在作怪。捻军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自己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对外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姓族与姓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旗与旗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发展到了互相仇杀。就是在与清军作殊死搏斗时，争夺仇杀时常发生。“刘饿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多少捻军首领就是这样被自己人出卖，而走上断头台，这种对立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捻军失败，血的教训谁都不去总结吸取，宁肯自取灭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穷光蛋” 捻军歌谣里有“穷了多少日子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的唱词。在皖北，“日子主”是对财主的称呼。捻军起义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击，或被杀，或逃亡，或成了穷光蛋。捻军首领中大量是“穷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军的基本队伍则是“穷光蛋”。“日子主”转化而充当捻军首领，如张敏行、张乐行兄弟，家有四、五顷地，分家后仍各有数十百亩。张乐行还开过粮行、糟坊、杂货铺，摆过赌场，贩过私盐，家有佣工、丫头，可谓不大不小的财主。张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顷地，佃户佣工一大批。张振江也是个小财主，家有顷把地。可以说张姓黄旗旗主大多是财主出身，不过有大小之分。陆遐龄是地方有名的财主，又出身书香门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为一方豪强。苏天福稍有土地，开过粉坊，卖过油，贩过羊，是个小财主、小商人。王贯三稍有财势，也是武秀才，在当地声望不小。赵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韩奇峰是个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顷，在地方上声望不小。江台凌家有两顷地，本是个“日子主”，二哥还是个文生秀才。孙葵心有一、二十亩地，略有家财。纪伦有两顷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还当过清军小头目。张朝阶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本人还有三顷地。葛苍龙是有名的“盐趟主”，给地方官吏当过“保镖”。张龙、陈大喜既当过团练小头目，家财亦富有。其他农民军首领“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联庄会、山东长枪会的头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物，又是团练头子，只是在与地方官吏、反动团练的冲突中反抗起义的。幅军中的孙化祥充过巡役，贩过私盐，有财有势。刘淑愈还是个进士。文贤教军中的董乾儒是个举人，宋继鹏办过团练，任团长。淄川起义的刘培德中过秀才，组织过团练。黄崖教军中的张积中还是太谷学派的领袖。这些“日子主”们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当个叛逆。他们结捻起义并成为主要首领既是逼出来的，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一种情况是在与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强、团练头目以及官府的激烈冲突中结捻起义，如陆遐龄、张乐行、苏天福等。一种情况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团练、官府的压迫结捻起义，如张龙、陈大喜、江台凌、纪伦等。一种情况是被他人抬起来，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韩奇峰等。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和志向，也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法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局面。捻军首领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穷光蛋”(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的流氓无产者。贫苦农民出身的，如龚得树、侯士伟、刘永敬、刘天台、刘玉渊、刘学渊、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们地无一垅，房无一间，靠当佣工及一些不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他们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但他们没有政治意识和觉悟，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为了暂时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处境。其他的很少考虑过，更不会意识到应该造谁的反，怎样造反。像李昭寿一类流氓无产者，苗沛霖一类穷秀才，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但一己之利把他们引向邪路，反复无常。苗沛霖两次“抗清”，一围寿州，二围颖州，只是挟狠报私仇，杀仇人(如孙家泰、徐立壮、李华南)，当然也包括对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愤恨，其中挟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寿为了狭隘的私利，左右摇摆，甚至可以杀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与苗沛霖也发生火并。在他们眼里，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固定的朋友，随时可以反噬，当然也就没有不败之理。 四、图生存与图王霸之业 广大贫苦农民为了生存起来反抗，这是捻军起义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封建压迫、天灾人祸把他们逼上造反道路，其理想、出路是什么呢？“农民意识”支配着他们，“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是他们的旗帜和武器，平均主义、功利主义则是经济上的表现，是最基本的要求，于是，打土豪，杀财主，分浮财，“打梢”、“磨湾”，就成为他们的主要活动。这既是农民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也是他们反抗斗争的主要目的。发展到政治上，帝王思想、专利主义、家长作风、权力意识，就集中反映出来。“裂土建封，光耀门闾，坐享无穷之福”，“开创疆守，以图王霸之业”，就成为他们的最高政治理想和基本口号。乡村里称主，地方上争霸，圩寨里坐起朝廷，做起土皇帝来，是捻军首领很普遍的现象。他们一起兵，就假借“替天行道”的名义，在土圩里打出自己的名号，建立起朝廷。张乐行在雉河集会盟后，既称“大汉盟主”、“大汉永王”、“大汉盟命王”(后来又封为“沃王”)，确定尹家沟为“首都”，雉河集为“陪都”。此外，捻军首领“王”的名号可多了，大都是自封的，苏天福是“顺天王”，侯士伟是“平西王”，张茂是“西怀王”，张捷三是“太平顺王”。后期捻军首领除了来自太平天国的，有张宗禹、任化邦、张宗爵、牛宏升、李蕴泰、刘金鼎等，都封为“王”，但都是自封的。似乎没有“王”的名号，起义造反就名不正，言不顺。除了称“王”，不少捻军首领在自己的小圩寨里坐起朝廷，封官许愿。如刘永敬在顺和集有自己的小朝廷，自称皇帝，还有东宫、西宫娘娘。刘玉渊在自己的村庄做起“皇帝”，还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压迫周围几十个圩寨听他的号令，对老百姓也作威作福，霸气十足。其他还有“齐天大圣”、“八封飞龙”等名号。 捻首们称王称霸，树起朝廷，做起皇帝，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是历史的产物。“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称王称霸，敢于藐视清王朝，对着干，也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然而专制主义、帝王思想毕竟是传统文化、封建意识的产物，流毒了几千年，浸泡着千千万万人的头脑，摆脱不了，刘邦、朱元璋是他们的榜样。另外，齐天大圣、水浒英雄他们接受最多，影响最深，也是他们的榜样和旗帜。压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要翻身，要出人头地，要图王霸之业，就要学齐天大圣，做水浒英雄。帝王专制思想终归是民族文化中最原始、落后和愚昧的部分，也是农民意识劣根性的突出表现，对农民军的腐蚀性、破坏性极大。捻军里发生的各种不正常现象都与此有关，最后导致自己的败亡。捻军起义时期，还没有新的思想武器引导和武装他们，只能停留在旧式农民战争的水平上，结局也只能是重蹈覆辙。 五、寻仇斗杀与争权位争地盘 淮北民风强悍，其俗尚武，“刀剑以喜”，“聚众打降”，已成习俗。一些人为了出人头地，争光棍、创光棍，于是形成了一伙一铺一捻。在宗族观念、地域观念的支配下，在保运私盐的活动中，在与官府、豪强的斗争中，一庄为一捻，一族为一捻，聚合起来了。捻首之间，光棍之间，各占山头，互争雄长，寻仇斗杀，越演越烈，就为捻军起义埋下祸根。到捻军起义时期，发展到争权位争地盘，形成大规模的内讧和武装冲突。多少杰出的捻军首领没有倒在抗清战场上，却死在内部的斗杀中。今天你杀了我，明天我就报复你，不择手段，或赤膊上阵，或借刀杀人，或投敌出卖，陈陈相因，一个报应接着一个报应，形成恶性循环。谁都没有逃脱这个“怪圈”，最终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造成分裂而失败。起义之前，为了争光棍、报私仇，互相斗杀的风气已蔓延开来。张乐行杀了侯永清、侯龙标，张、侯两家成仇。后来，张敏行不顾大局，又杀了红旗捻首侯土伟。张、侯还是姑表兄弟，仅仅是家族私仇就这么狠杀，结果造成红旗捻军瓦解衰败，影响极坏。张敏行好杀，得了个“张闯”外号，张宗禹好杀，得了个“阎王”外号，龚得树好杀，先杀张得、张可，差点引来杀身之祸，后来在六安又设计杀死刘永敬、刘天台，影响和后果更加严重，造成分裂，削弱了力量，也孤立了自己。六安“刘永敬事件”过后，最有实力的蓝旗捻军，孙、姜等部捻军(都是大部队)跑了，张、苏、龚捻军只好依靠太平军支援，才支撑焉。捻军之间的争斗事件经常发生，即使在最危急的时刻也没有停止，三河关、正阳关反围攻战中，黄旗、蓝旗捻军为争夺粮食大打出手，矛戈相向。到了淮河中游，张乐行与张龙之间竟发展为“讨伐战争”，尖锐地对立。到僧格林沁南下攻捻，捻军面临严重危机时，蓝旗捻首分纷投靠清军，出卖张乐行等捻首。除了政治立场问题，则是挟私报复，是“六安事件”的延续。 除了争光棍、争权位，扩充势力和地盘的斗争也非常突出。在残酷而激烈的抗清战争中，大量捻首采取的是骑墙观望态度，作壁上观，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盟友被消灭，有的还幸灾乐祸。捻军内部也互相争夺圩寨，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向。李昭寿以捻军起家，苗沛霖也加入过捻军，后来叛变投敌，疯狂地残杀捻军，那是性质问题，另当别论。在后期捻军战争中，争权位，互不信赖、团结的阴影仍然没有消退。像许州分兵，各自为战，像任化邦等捻首死在内部叛徒的屠刀下，不能不说是捻军长期不和的结果。捻军山头林立，互相争斗仇杀，是“农民意识”的极端落后的表现。 六、脚踏两边船与叛变投敌 黄淮地区是清王朝与太平天国激烈争夺的地带，这里的农民军也就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以捻军为主体的农民军，以及从敌对阵营分化出来的武装(以团练为主)，脚踏两边船、叛变投敌的现象十分严重。以捻军起义起家的苗沛霖、李昭寿表演得最有特色，对黄淮地区捻军、太平军的抗清战争，产生过极其严重的影响。清廷也不能容忍他们，苗、李的结局当然是可悲的。苗、李姑且不论，捻军首领脚踏两边船、叛变投敌的也不少，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经常转化为刀矛相向的仇敌，帮助清廷消灭“友军”。这一现象贯穿于捻军起义的始终，防不胜防，最突出的是中期，前期次之，后期较少。初期，张乐行两次“受抚”(一次受抚，参与进攻陆遐龄捻军，一次没有变成事实，但放弃了斗争)，影响虽不大，但开了个不好的先例。到了中期，捻军首领摇摆不定，“变色龙”不少，在危急时刻就叛变投敌。这种情况以张龙表演得最出色。1858年(清咸丰八年)，李昭寿在清流关叛变投降胜保，由此形成捻军中的投敌逆潮。年底，张乐行与张龙、李蕴泰(分别为凤阳、临淮守将)发生“构衅事件”，张、李及韩秀峰等即与清吏进行勾结，随即在临淮、凤阳召开投降会议，两地公开插上清军旗帜，淮北的任乾、孙葵心等人也一度动摇(未成事实)，一时“浍河流域各捻圩，均已遍插官军旗帜”，波及到整个淮北。张乐行、龚得树便发动“讨伐战争”兴师问罪，形成互相火并的局面。张、龚没有成功，且一败涂地。此时，张龙不接受张乐行的指挥，也没有向清廷献出城池，仍驻有太平天国的代表。袁甲三欲对张乐行行刺，张龙又事先通知张乐行预防。不久，张龙与韩、李、任、孙等人识破了清廷的翻脸无情，阴险狠毒，又收起清军旗帜，坚守城池，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到危急时刻，张龙还是动摇了，结果被袁甲三诱杀。1863年(清同治二年)，淮南淮北捻军战争严重失败，张乐行率捻军在雉河集展开最后殊死一战。可是，长期积蓄的私仇旧恨一齐发泄出来，以刘天福、刘天祥、杨瑞英、李四一为主的蓝旗捻首一齐叛变，成为张乐行的最可怕敌人。从某个角度说，捻军不是被敌人打败的，是被自己打败的。 捻军人物除了以上六个方面的严重弱点，还存在以下局限性。“捻无大志”，政治目光短浅，没有政治觉悟和要求，以一些原始、落后的口号指导反清战争。这就无法率领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拧成一股绳，同敌人作斗争，战胜强大的敌人。“安坐土圩”，“各统其众，各居其巢”，组织涣散，形不成统一的、强大的力量。游民意识占主导地位，从“装旗”、“打梢”谋生存，到处流窜，发展为军事上的流寇主义。没有文化修养，没有战略技术头脑，盲动主义作怪，大量战争指导失误，最后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失败也就成为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