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主战场，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除了正面战场的流血牺牲，还有在文化上的抗战。
    抗战版画是我国抗战文化的先锋，是抗战精神的弘扬，是整个民族革命战争大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发挥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强大作用，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就是用抗战版画与日寇进行着无声的对抗，今天的鲁迅美术学院就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个重要分支发展而来的。今天就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历史，寻找鲁迅美术学院的红色基因。
    “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到太行山敌后抗日
    1938年，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那段峥嵘岁月里，广大的艺术工作者以画笔和刻刀为武器，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族解放事业中。在众多美术专业领域中，延安鲁艺师生因地制宜，以木刻版画的形式创作了大量作品，成为宣传党的思想政策、发动全民团结抗战的有力武器。在创作中，师生们扎根于人民群众，重视体验生活，反映人民诉求，使风格逐渐摆脱西方版画的因素，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特点的民族艺术之路，为中国新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鲁迅美术学院前身是1938年建于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倡导创建，毛泽东同志为鲁迅艺术学院题写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延安鲁艺时期师生坚持思想政治宣传工作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坚持“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贴近时代，反映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延安鲁艺师生以木刻版画的形式创作了一大批艺术经典杰作，使之成为抗战时期思想宣传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很多鲁艺师生成为一代著名的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美术教育家，谱写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恢弘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的号召，延安鲁艺美术部充分发挥木刻艺术为抗战服务的作用，1938年冬，延安鲁艺木刻研究班以胡一川、罗工柳、彦涵、华山等同志为基础成立了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到太行山敌后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开展木刻宣传工作，为报纸刻制插图，创作故事连环画，并创办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敌后方木刻》。在此期间，鲁艺木刻工作团师生创作了一大批招贴画、年画、传单等，例如组画《抗战十大任务》，包括胡一川、罗工柳、邹雅、黄山定等人的作品，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加强军队建设等内容。还有胡一川的《太行山下》《军民合作》、彦涵的《保卫家乡》、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等佳作，为宣传党的思想、政策和坚持全民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动人心魄的艺术品与以身许国的示范
    毛泽东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就歌颂而言，抗战版画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奋起、团结和战斗；歌颂了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歌颂了人民战士的勇敢无畏和视死如归。
    民众的觉醒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和力量源泉。因而，歌颂这觉醒便成了版画家们创作的主题之一。陈铁耕的《送郎上前线》和卢鸿基的《儿啊！为了祖国勇敢些》，令人想起抗日歌曲中的诗句：“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样便成了时代的召唤。江丰的《到前线去》、野夫的《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先后面世，而胡一川创作的《到前线去》最具代表性，它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一·二八”抗战后，全民族的愤怒和坚决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是我国早期木刻表现民族魂魄的杰作。作品刻画了一位极其愤慨的劳动者，他左手紧握战旗，右手挥动着，向亿万人民发出了紧急的召唤——到前线去！他那怒不可遏的眼神、强烈呼喊的口形、粗壮有力的臂膀、迎风飘动的头发和衣衫，注满了作者的爱国热情，无不体现着民族魂魄之所在，无不和身后倾斜震荡的烟囱、愤怒涌动的人群和谐一致。这些作品决非是一般的宣传画，这是动人心魄的艺术品；这也不是一般的号召，而是以身许国的示范。
    以宣传抗战为思想的特殊艺术道路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应对抗日英烈和已逝的版画艺术家表达深深的敬意和亲切的缅怀。对于生者，特别是青少年，用刻刀所记录下的全民抗战的场景，无疑是最生动形象的教材。如今收藏在各大博物馆中的抗战版画佳作，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神和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征程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例如彦涵、马达等大师的作品。
    彦涵是“延安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搏斗》无疑是抗战版画中的精品。作品充分展现了抗日战士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画面中两位战士，一人将枪托举起，一人手持刺刀，这说明子弹已经打完，只能和鬼子们肉搏了。彦涵所塑造的战士形象个个都充满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必胜信念，人物动势有排山倒海般的伟力，那高高举起的枪托，正在宣示敌人的败亡，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抗日的现实主义”吧，它在彦涵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李少言所作《挣扎》则令人难忘：画面描述了一个日军军官模样的家伙，要强暴一位中国妇女，妇女挣扎着、反抗着，咬得那日军手流鲜血，龇牙咧嘴。这是尊严和无耻的对照，这是正义和邪恶的对决。这幅作品既暴露了敌人的残暴，又歌颂了中国妇女的反抗，是一幅暴露和歌颂并重的作品。在许多抗战版画中，歌颂和暴露往往是并重的。
    马达的作品《侵略者的末日》，刻画了一个日本战犯自杀的情景——他战败了，在酒后深感罪孽深重，走投无路，举枪自尽了。战争的无数史实昭示人们：凡是侵略者在别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没有不受到全世界强烈谴责的。
    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艺术的“二为”方针，强调艺术与政治的统一，纠正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缺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们深入基层，贴近生活，把党的意识形态、方针政策以通俗易懂广为群众所喜爱的方式表达出来，真正发挥了文艺战线的宣传作用，是民族解放最终取得胜利的有力武器。
    延安鲁艺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民族危难之时，鲁艺师生在艰苦的岁月里，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创作中，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道路。延安鲁艺精神已经融入到鲁迅美术学院历届师生的血液中，大家依托鲁美特有的红色基因奋勇前进，创作了大量在全国，乃至在世界上均有影响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