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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期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已述及，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领导。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名文官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之围殴。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恼怒，纷纷联名上疏逼迫嘉靖皇帝把张璁、桂萼两人给杀了：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并疏言：“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在圣世所必诛！岂得以一言之合骤迁美秩？矧以传奉而及学士，其为圣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 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皇帝的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中下层官员联名上书还不够，主管司法的刑部尚书也出来站台。 桂萼、张璁两人有什么罪要刑部尚书都站出来呢？无非在大礼议上站在了嘉靖这一边，表达了和其他文官不同的观点而已。嘉靖让张璁、桂萼和这些文官辩论。张、桂二人依据儒家伦理把那些官员驳斥得体无完肤，嘉靖顺理成章地去掉了自己生身父母封号里的本生二字。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狂怒了，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两百多名示威者声称，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 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但文官们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 嘉靖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震天。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破罐破摔，干脆下令锦衣卫把在场五品以下官员一律抓入诏狱，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对付文官们了。事实上他确实好几次提出辞职要求，可内阁成员又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打击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招致许多怨恨不满，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时爆发出来。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只能用廷杖镇压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事件的简述。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那些他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是非曲直如何，被廷杖的文官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没人去考察他们这么做的背后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这样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荣耀，终身被称颂倾慕。这样的风气下，皇帝不仅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且一旦使用廷杖，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万历最终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 其次，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的人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明令惩处的却是五品以下。至于内阁级别官员，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处置的更是没有先例。 第三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利害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要被文官集团横加干涉，皇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张居正改革而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的干涉，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