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山东省创作会议合影。前排左起：任孚先、董均伦、郭澄清、刘知侠、章永顺；后排左起：翟永瑚、牟崇光、苗得雨。
    
    作家郭澄清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写作，并创作出版了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决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郭澄清是一位广为读者熟知的作家。他那部曾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短篇之作《黑掌柜》《马家店》《茶坊嫂》《篱墙两边》等，亦颇得当年文坛的推重。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作品，虽不无那个时代的特定印记，但在某些方面，可谓标志了那个时代的艺术高度。就其实际影响来看，也亦显示了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大刀记》，2005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印行，去年又被拍成45集电视连续剧，在山东卫视播放；《黑掌柜》，自1985年至今，一直作为短篇小说范例，入选复旦大学的《大学写作》教材。
    郭澄清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描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不仅未因时世变迁而失去光彩，相反，至今读来，竟有益觉亲切之感，奥秘何在？仅就其主体创作追求而言，我以为主要是得益于他真正切近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视角。在我国文学界，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一直深得尊崇，这本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实主义，不仅在中外文学史上常现辉煌，至今，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中，亦占据重要地位。但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尊崇的“现实主义”，是被政治化了、扭曲了的。现实主义的要则是写出生活本身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但在我们的理论中，一度特别强调的是“典型化的真实”、“高于生活的真实”、“反映历史本质规律的真实”等等。这些强调，原本也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这“典型化”之类，又常常被予以意识形态化的阐释。缘此框拘，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常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视点，以“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捣乱破坏”为故事框架，以“集体化与反集体化”为主题模式，从而导致了肤浅化、宣传化与雷同化。而这一时期的郭澄清，似乎在尽可能回避这类简单化的政治视角，而将目光投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信细读其作品的读者，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在那笔下的人物形象中，不难体悟到另外一些让人感动、与时代主潮没多少必然关联的精神意绪，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纯真质朴的人性的赞美，对相互关爱的人间温情的向往。在郭澄清的小说中出现的诸如供销社售货员、乡村旅店老板、邮差及普通社员等各色人物身上，虽亦不无“关心集体”、“热爱社会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色调，但真正动人之处是：那些人物的纯真与善良，真诚与质朴，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温馨。如《黑掌柜》中那位深夜里还在苦练“手是戥子眼是称”的专业技能的王秋分，其动机不过是“没有这点本事，还算得上什么买卖人”这样一种基本的职业操守；《马家店》中那位店主马老汉，对来往客人的关爱，想到的也只是“开店得有父母心肠”这样一种基本的行业道德。《茶坊嫂》中的茶坊嫂之所以舍近求远，去集市的另一端挑水，也只是出于：门口那井的水硬，“本村人喝习惯了，倒没什么；今儿是集日，外村的茶客多，喝了肯闹肚子哩！”这样一种做人的基本良知。如果按当时的政治要求衡量，这样一些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实在说不上有多么伟大，多么崇高；与当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联亦不密切。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会清楚，正是这样一类无论在何时代、在何国家，都会为人向往的普通人的纯真与善良，曾经为我们的“新中国”增添了光彩，为我们留下了关于那个年代的许多美好记忆。
    在郭澄清的这类作品中，我觉得特别值得推崇的是那篇《篱墙两边》。在我看来，这不只是郭澄清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之一。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的性格刻画，讲述了僻处乡村一角，隔篱而居的三个普通人之间的日常生活故事：“五保”老人张大婶，看见光棍李三哥与寡妇王二嫂各自生活不易，便很想将两人撮合到一起。为了唤起王二嫂对李三哥的情感，她不时寻机地拿话撩拨。她以自己请求帮忙的名义，让王二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李三哥拆洗了被子，又让李三哥为王二嫂浇了丝瓜。事后，再私下里传话给双方，让其互生好感。正是在张大婶的暗中撮合下，李、王二人，竟在不知不觉中相互牵挂起来，终于走到了一起。读着这篇小说，你不能不为张大婶美好善良而又富有智慧的心灵所打动。显然，在这位农村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关爱他人的情怀，既疏离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亦不仅属于某一时代、某一国度，而是有着永恒魅力的人性之美。如果借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我们甚至还会从中体悟到别一番超时空的深层文化意蕴：张大婶这一人物，很容易让读者联想到中国民间神话中那位常在冥冥之中以红绳系男女之足，促成其婚姻的“月下老人”的形象。
    二是对勤劳、实在、正直等传统民族美德的歌颂。如在《嘟嘟奶奶》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从早到晚嘴巴不闲，手脚更是闲不住的农村老太太形象；在《春儿》中，那位大队支书，为了让毕业回村的女儿能够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性，眼看着娇嫩的春儿扛着行李，提着包袱，热得头发打成缕，自己仍狠着心甩手跟在身后；在《黑掌柜》中，当丁芒种知道错告了售货员王秋分之后，随即粗声大嗓地公开上门道歉；在《社迷续传》中，当人们推选“社迷”担任合作社的保管员时，“社迷”真诚地推举了比他更为合适的王海。作家所赞扬的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勤劳实在、正直淳朴的人格风范，自然也不只见之于社会主义时代，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
    三是反对特权、向往民主平等的现代意识。这儿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公社书记》《石再仁》等篇。在中国的行政序列中，处于最基层的公社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虽然官阶不高，权力不大，但因系直接面对乡间民众的国家干员，因而也就往往最易见出官民之间的等级之别，也最易招致群众的反感。而在郭澄清的《公社书记》中，我们会看到一位可亲可敬而又可信的基层领导人形象：他不允许任何人称他为“书记”，故而不仅秘书称他“老项”，村支书称他“老项”，连乡下的老老少少，也都称他“老项”；他在下乡的路上，戴一顶破草帽，光着脚板，卷着裤腿，赤着上身，肩上搭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与普通老农没什么区别；不论走到哪个村子，到了谁家，他都会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随意，都会有男女老少、干部社员凑上来，谈工作，叙家常。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在新中国初期的历史上尚比较多见的真正人民公仆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对官民平等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在《石再仁》中，身为生产队饲养员的那位石老汉，为了保证生产队的农活，队长来要牲口推磨时，也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在石老汉看来，对干部与社员都要一视同仁，作为队长，更不能享有特权。在有着强盛“官本位”文化传统的中国，尤其是在官员脱离群众、贪腐成风的今天，这类向往民主平等、富有现代意识的作品，自然会具有动人的力量。
    郭澄清的乡村小说就是这样，描写的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的风物人情，但其中既充盈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崇尚纯真善良的人性，赞美勤劳正直的人格，亦不乏反对特权、向往民主平等之类的现代意识。
    此外，我们还可注意到，郭澄清的农村题材小说中，也触及了一些农民的自私自利，但他的着眼点，主要是人的本原性的私欲及品行问题，而不是什么“反集体化”、“反社会主义”之类的政治立场问题。如《马家店》中，那位天不黑就要住店的中年汉子，不过是为了多记半天工分，多领半天的差旅补助费而已。即如《李二叔》中描写的李二叔的那位偷过集体的猪饲料的老伴儿，亦与“反集体化”之类的政治问题毫无关联，因为这个人物，连她娘家的东西，也是“今儿一袋粮，明儿一车草，明送暗捎”地往自己家里填的。显然，又恰是缘于这样的写实视野，使郭澄清的这些作品，别具个性与意蕴深度，这就是：不是按时代要求，一味表面化地歌颂社会主义新人，而是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在更深层次上触及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的人性的自私与集体化道路之间必然会产生的对立与冲突，而这冲突，或许才是社会主义道路遭遇诸多挫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创作于“文革”期间的长篇小说《大刀记》来看，郭澄清亦仍在尽力坚守着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仅以小说中所展示的当时的社会危机来看，即与某些“红色经典”有所不同。小说中虽也时见“阶级仇恨”、“阶级情义”之类用语，但从整体上看，尤其是由第一部中所展示的人物命运与历史画卷来看，作者是以更为深邃的眼光把握历史与人性的。如梁永生一家的悲惨遭遇，以及赵奶奶、雒金坡、周义林等其他许多穷人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仇杀与纷争等等，如果仅用“阶级压迫”之类简单化的革命斗争理论，恐是难以解释的。正如小说所呈现的，实际上另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原因，如国家政局的失控，社会秩序的失范，以及在此状况下人类社会生活中极易出现的弱肉强食、强取豪夺、为富不仁的人性沦落等等。梁永生的奋起反抗，其本原动力也不是出于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阶级觉悟，以及建立新社会的远大理想，而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以及个人的复仇意识。小说中的这类内容，无疑更为广阔、也更为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近代的苦难历程，亦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值得肯定的人类面对不公与黑暗时的不屈反抗精神。
    从人物刻画来看，作为小说中一号人物的梁永生，亦不像当时的“三突出”原则所要求的那样“高、大、全”。他曾出于个人复仇动机，凭着一股血性，打打杀杀。他后来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亦并非是对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有多少了解，只因在他看来，共产党总是与富人作对，与自己的意愿一致，只有依靠这样一个政党，才能实现个人复仇的目的。当他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大刀队队长之后，也不像在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塑造的英雄人物那样气宇轩昂、智慧过人，相反，在决定行动计划，当队友们要他拿主意时，他常常会实实在在地回答“我也说不准”，然后，让大家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即使在亲眼见过梁永生的敌人眼中，这位闻名胆战的大刀队队长，竟也完全不是他们原来想象中的样子，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长相没什么出奇的地方，说话的声音是柔和的。正因如此，作者笔下的这位主要人物，才更为鲜活，也更为生动。
    郭澄清的小说创作中，自然亦存在遗憾：由于时代思潮及某些外力的干扰，他的艺术才华未能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虽有幸仍能得允创作，但他原有的把握社会现实、透视人性与人生的目光，被强行逼进了一个不利于文学创作的狭窄空间；他的力图切近真正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有时还被硬性扭到了服务于政治的轨道；他的艺术灵感之火，也就不能不遭到压抑与遏制了。如面对“写的农民的自发斗争，没有突出党的领导”之类的政治性指责，他亦曾不得不顺应时势，对《大刀记》的原稿大加删改。山东师范大学李宗刚教授曾对1975年出版的这部小说的删改本与2005年重版的原稿本进行过仔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小说原有的民间对民国之后由于“社会秩序失范和对公平与合理原则的绝望”而愤起反抗之类意旨遭到了颠覆；本是“一部侧重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切近、具有‘史诗’文化品格的小说，就被部分地置换成了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求的小说”《对〈大刀记〉两个版本的对比性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这自然也就从整体上损伤了这部小说的价值。
    这当然不只是郭澄清本人的遗憾，乃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遗憾。依据长篇小说《大刀记》及《黑掌柜》《马家店》《茶坊嫂》《篱墙两边》等短篇之作在精神意蕴、创作视角及艺术形式等方面所体现的才华与相关追求来看，可以相信，如果不是某些外在因素的制约，郭澄清必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文学成就。这其中的教训，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