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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事务治理的多元型构 王朝国家时期，王朝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民族精英内部绥靖”的民族事务治理方式，通过羁縻、怀柔、和亲、礼遇、盟誓、封赐等诸多举措，笼络少数民族头领和精英，并将其作为王朝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的代理人，遥制民族事务治理。王朝国家时代终结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将传统的“民族精英内部绥靖”进行现代性重铸与创造性转换，并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以各种制度建构和政治安排，把各族人民中的精英分子吸纳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让各个民族的优秀代表参与到民族事务的治理之中。③ 传统社会中的总体性民族事务治理，不管是精英绥靖，还是政治吸纳，本质上都属于一元化的精英主义民族事务治理模式。在传统社会时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并不明显，民族成员利益高度契合，普通民众高度认同民族精英，传统的民族精英绥靖和政治吸纳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社会日益转型为一个异质性社会，各种新型的民族事务不断凸显，不断挑战和冲击着传统一元化的民族事务治理模式，使得行之有效的传统精英绥靖和政治吸纳的效力不断趋于衰微。这主要体现为：其一，现代文明在向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深度植入中，不断对民族传统权威进行去神圣性的解魅。开放社会中众语喧哗的社会思潮也日益解构着民众精英认同的传统。其二，在中国急遽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中，整个社会出现极为严峻的社会分化和利益紧张，民族精英与普通民众的歧异性利益取向越来越明显，民族精英的代表性呈现弱化态势。其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体制外的民族精英迅速成长，民众政治参与及话语表达的欲望趋于攀升，并逐渐超出了传统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吸纳能力。其四，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步入深水期，民族二元结构固化、利益矛盾、文化敏感等问题纷纷出现，局部地区还出现了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的态势。在当前民族问题趋于繁复的背景下，“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化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④。 社会变迁中传统民族事务治理模式内在缺陷的凸显，以及当前民族问题趋于繁复的客观现实，不断倒逼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即由一元化精英主义治理走向众多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共治。这种多元共治式治理体系，是在公民成长和社会发育的基础上，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群体协同参与的民族事务治理的一种模式。它既能有效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功能互补，又能为民族结构紧张和社会利益紧张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化解平台，还有利于各个民族围绕民族公共问题展开协商与探讨，在公共理性与正当妥协之中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不过，作为多元共治式民族事务治理是建立公民社会发育的社会假定、公共理性的理性假定和公民德性的德性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其从理想的图景走向现实的可能在当前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公共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已经反复推演和论证了个体理性驱动下集体非理性，多元共治式民族事务治理也存在治理碎片化的内在风险和治理失败的潜在可能。因此，为了建构多共治理的现实可能性，政府必须在权力分享的基础，完成自我的使命转换和角色嬗变，即在多元共治民族事务治理中，政府一定要担当起“元治理”的角色，肩负起治理愿景感召者、治理战略的制定者、治理规则的拟定者、治理平台的构建者、治理歧异的协调者和治理失败的拯救者等多种角色。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