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钱锺书所说，《高祖本纪》“并言其心性”，《项羽本纪》也涉及其“性情气质”。我们比较刘项的“泣数行下”，也许应当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气质”、“心学性理”的功夫。
    正如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所言，《史记》作为史学的经典，也是文学名著。而其中蕴涵的文化识见，也多有高明深刻之处，可以给读者启迪。
    读《史记·项羽本纪》，都会注意到对垓下决战的精彩写述。楚霸王英雄生涯最后一幕的重要情节，使人印象至深。发现面临四面楚歌境地，项王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遂夜起，饮帐中。身边有“常幸从”的“美人名虞”者。“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这是我们熟悉的歌诗。对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气”，宋代理学家谈“浩然之气”时以此为例：“浩然之气只是气大敢做，而今一样人畏避退缩，事事不敢做，只是气小。有一样人未必识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气大。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便是这样气。人须是有盖世之气方得。”这是朱熹老夫子引程子的话，见《朱子语类》卷五二。
    鸿沟是刘邦、项羽两军分界。唐人张碧《鸿沟》诗写了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项羽败死之后刘邦得意登基的历史转变：“吴娃捧酒横秋波，霜天月照空城垒。力拔山兮忽到此，骓嘶懒渡乌江水。新丰瑞色生楼台，西楚寒蒿哭愁鬼。三尺霜鸣金匣里，神光一掉八千里。汉皇骤马意气生，西南扫地迎天子。”（《全唐诗》卷四六九）所谓“三尺霜鸣”，是指刘邦建国大业起始时斩白蛇神话中的那柄“三尺剑”。据《全唐诗》，“神光一掉八千里”一作“神光一透八千里”。而《御定全唐诗录》卷五七作“神光一照八千里”，《唐诗纪事》卷四五作“神光一万八千里”。诗句中成败盛衰比照鲜明，与“西楚寒蒿哭愁鬼”对应的是“新丰瑞色”、“汉皇”“意气”。在太史公笔下，和项羽“力拔山兮”悲歌知名度大致相当的，还有刘邦的《大风歌》。《史记·高祖本纪》有关于“高祖还归，过沛”，“置酒沛宫”的记述：“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项羽歌“力拔山兮”事在《史记》卷七，刘邦歌“大风起兮”事在《史记》卷八。据篇次相邻的文字记录，虽一胜一负，一败一成，一枯一荣，两位各自均“气大敢做”的英雄，在彼此不同的故事情境中，却有相近的表现。项羽“自为诗曰”，刘邦“自为歌诗曰”。项羽“悲歌忼慨”，刘邦“慷慨伤怀”。项羽“饮帐中”，刘邦“置酒沛宫”，“纵酒”，“酒酣”。项羽“歌数阕，美人和之”，似乎是男女声共同的表演；而刘邦先则“击筑”，后“乃起舞”，也参与了集体狂欢。
    歌“大风”之后，太史公又记载，刘邦对“沛父兄”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里说了一个“悲”字，一个“乐”字。他又宣布给予沛地居民“复”即世代免除赋税负担的优遇。“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这段记述三次出现“乐”字，“乐”，“乐饮极驩”，“道旧故为笑乐”。然而刘邦自己的表现，在“乐”的另一面，又似乎流露出深心的悲怆。据太史公的具体记载，“慷慨伤怀”之后，即“泣数行下”。
    此高祖“泣数行下”与“项王泣数行下”的表情记录，竟然完全相同，一字不差。
    一个失败的英雄，面对悲剧结局，自为壮歌，“泣数行下”。一个成功的英雄，面对“神光一万八千里”，“西南扫地迎天子”的胜利庆典，同样在“自为歌诗”，“令儿皆和习之”之后，“泣数行下”。
    在刘项故事两处各见“泣数行下”四字的背后，太史公有什么深意吗？
    对于项羽与刘邦之歌哭，太史公笔法近似的描写，是否意味着有意在二者之间的情感天平上维持了一种特殊的等衡，也就是说，以此提升项羽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感召力呢？有关项羽言行的记述，长期被史学史研究者看作太史公历史著述的亮点。或由此肯定项羽“尤一时之雄也”（郝敬：《史汉愚按》卷二），或说《项羽本纪》乃太史公“嗟惜之辞”（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吴见思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精神笔力，力透纸背”（《史记论文·项羽本纪》）。李晚芳写道：“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后之作史者，谁有此笔力？”（《读史管见》卷一）徐与乔也说，太史公对项羽的描写，“如绘神笔也。”（《经史辨体·史部·项羽本纪》）而郭嵩焘特别指出，“垓下”史事的记述，“自是史公《项羽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史记札记》卷一）太史公对项羽事迹的回顾，固然倾注了自己深切的同情，然而基本史实的记录，应当坚持了严肃史家的清醒。
    就刘邦“酒酣”唱“大风”故事的描写，刘辰翁说：“古今文字，淋漓尽兴，言笑有情，少可及此。”（《班马异同》卷二）吴见思说，“沛中留饮处”，“写其豁达本色，语语入神。”（《史记论文·高祖本纪》）李晚芳也有近似的评价：“沛中留饮，处处画出豁达大度”，“语语入神”。（《读史管见》卷一）“泣数行下”是否可以理解为“豁达”的表现，还可以细心体味。而有的学者对刘邦这样的分析或许与太史公的意思有所接近：功成业就后生发的空虚失落使他处于深层的精神痛苦中（赵明正《生命的悲剧形象展示——〈史记·高祖本纪〉新解读》，《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期）。寂寞与孤独，说不定也是让帝王垂泪的因由。
    太史公确实认真进行了对历史人物心态考察与写摹的探索。正如钱锺书所说，《高祖本纪》“并言其心性”，《项羽本纪》也涉及其“性情气质”。对项羽“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275页）我们比较刘项的“泣数行下”，也许应当注意太史公分析“性情气质”、“心学性理”的功夫。
    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写道：“《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当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世，叱咤千古。”除了“生龙活虎，绘声绘色”，表现出“文学造诣之高”而外，“其史学见解之深辟又可知”。
    看来，要追求“笔力之健”，至于“震撼一世，叱咤千古”的境界，似乎应当首先以“史学见解之深辟”为前提。而从刘项自为歌诗又“泣数行下”的记述形式中，或许可以体会太史公“史学见解之深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