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大家闺秀。现在真有闺秀？值得怀疑。
    
     我在纸上见过闺秀。有某人写成长于“文革”的陈丹燕，她在谈到唐诗宋词时，那口气不是不敬，也不是不屑，而是疏离——中国国学的根系，自五四后风卷残云，到“文革”已是摧枯拉朽连根拔起了。所以陈丹燕只能在《上海的金枝玉叶》里，苍茫地叙旧，描述永安公司的郭家四小姐婉莹，“走在她的身边，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更像是男人，慌慌张张，笨手笨脚，粗声大气，而她八十岁了，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或许如今我们身边的女子，要么硬朗、强势、粗糙，要么愚忠愚孝，思维呆滞，完全依附于家庭，这两类就基本丧失了成为闺秀的可能。
    
     我以为的闺秀，至少要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出生，能打下让人眼馋的笃实的底子。因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新生活新运动，铁姑娘们斗志昂扬；然后大炼钢铁、反右倾、浮夸风，中国一脸菜色，人心惶急；然后“文革”十年，丢掉人性底线；然后国门开放，人影匆匆，一直在钱眼中奔波，如何来得及静心优雅。缺乏培育闺秀的现实土壤，“闺秀”这种生物只好在想象里神仙一样出没。
    
     闺秀，出身当然要高贵。素寒的小家碧玉，掩不住蓝印花布的低眉，腼腆内敛至极，闺秀则是葱绿配桃红的绸缎，炫目华丽，矜贵无比，傲然自立。信手罗列一下民国闺秀：严仁美的祖父是金融界大鳄，母亲是刘镛的孙女，舅舅娶了盛（宣怀）家的六小姐。吴靖的祖父是李鸿章的哥们儿。周稚芙的曾祖父曾任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父亲是数学家和邮票大王。章诒和是章伯钧的二女儿。吴健雄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上海商团成员。黄蕙兰的父亲是糖业大王。凌叔华出身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与书画世家。吕碧城的父亲曾任山西学政。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外孙女。文洁若的老爸是外交官。杨绛的姑母是北女师校长。合肥的张家四姐妹是“官二代”。投胎才是个技术活啊。
    
     闺秀还得学养丰厚。罗仪凤，16岁入燕京大学家政系就读，精通英、法等六国文字，还是美味大厨娘。吴健雄，中央大学的大美人，核物理学家，“东方居里夫人”。吴靖，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女生。黄蕙兰，自幼就有教习音乐、舞蹈、美术、英文的私塾老师，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能说法、英、荷等六种语言。杨绛、文树新、郭婉莹、张爱玲，通通由中西女校毕业，校规、礼数严苛。她们骨血里流淌的底蕴，洗不掉。
    
     聂其璧是曾国藩的外孙女，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幼女，时髦的洋派人物，曾孤身追星追到好莱坞，朋友落难时，她挺身相助。十年动乱中，丈夫周仁身患重病，聂其璧一面照顾丈夫，一面应付造反派。其间，上海街头深陷蓝灰色海洋，聂其璧仍不改小姐派头，烫头发，穿一身连衣裙，化浓妆，口红艳丽。淮海路上面包房和咖啡店的老板，都亲切地称她“美国外婆”。
    
     乱世才女苏青，很多人喜欢拿她与张爱玲做比较，理由是“五十年代的上海，哪怕只剩下一个旗袍装，也应当是苏青，为什么？因为她是张爱玲的朋友。”
     二人的相同之处是：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同样出身显赫，同样因爱伤痕累累，连离世方式都相同到花落人亡无人知。但是，生活辜负了她们，她们在文章这里弥补过来。
    
     看来，锦衣玉食不算关键，关键是家庭环境的熏陶，所受的教养、生活方式，使她们拥有了一种气质，甚至是一种信仰。
     这种气质和信仰，在家境富足时自不必说，在面临困境时也会一丝不乱，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