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 世纪初，台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识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 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 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 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
    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 ——鸦片。
    特别是到了18 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问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 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 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 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 斤，一箱装40 个鸦片球，即120 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元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万元。如果再支付二千万元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元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 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200 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左右有50 支划桨，船员有100 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 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
    在这种腐败的制度下，鸦片走私越来越猖狂。道光年间，鸦片商人为了获取更大利润，竟然收买官员向皇帝上书，要求不再禁止鸦片贸易，让他们的罪恶勾当能公开化、合法化。
    这种论调当即引起了正直官员们的批驳。一位叫黄爵滋的鸿胪寺卿，也就是掌管朝廷典礼机构的长官，他的奏文写得最好，不但列举了鸦片贸易的种种危害，而且提出了果断、具体的措施，要求把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
    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人敢吸，自然不会有人再卖，外国人的鸦片自然不会再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也就不会再流向国外。
    道光皇帝被这篇奏文打动了，命人把它抄写了多份，分送给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征求他们的意见，打算把提出意见最好的人派往广东，作为钦差大臣，负责禁烟工作。
    然而，在全国二十多位总督、巡抚。将军中，完全赞同黄爵滋意见的只有四个人，即：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 总督陶澍、四川总督苏廷玉、河南巡抚桂良。其它人虽然也表示应该严禁鸦片，但认为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太过分了。
    道光皇帝选中湖广总督林则徐担当禁绝鸦片的大任。
    这一回，道光皇帝是发了狠心的。他亲自处分了一批吸鸦片的皇亲国戚，并且严令各省切实惩办鸦片犯人。地方长官慌忙开始抓捕鸦片犯。那时吸鸦片是半公开的，抓起来并不困难；于是地方官正好又营私舞弊，只把没有后台又无钱行贿的人抓来交 差，真正的鸦片“大户”却逃脱了惩治。
    道光十八年（1838 年）11 月10 日，林则徐到达北京郊外长辛店，第二天就参见皇帝。皇帝特许他坐在毡垫上，同他讨论了一个半小时。次日，皇帝又召见林则徐，两人讨论一个小时。11 月14 日，皇帝宣布特许林则徐在紫禁城中骑马，这是十分难得的恩宠 ，由此可见皇帝对林则徐的信任程度。
    一连八天，皇帝天天召见林则徐，这也是没有先例的。两人交 谈的结果，使道光皇帝十分振奋。他对自己选中林则徐这一点十分得意。最后，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并要求广东的海军也归林则徐指挥。
    11 月23 日，林则徐离开北京去广州。但是，他并没有被皇帝的特别恩宠 冲昏头脑，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前途是十分艰难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朝廷重臣，对严禁鸦片的冷淡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工作。在给好朋友龚自珍的信中，林则徐含蓄地透露了一点信息。
    同时，他也知道，广州的官员大多同鸦片走私有牵连，他去广州，很可能会孤立甚至遭到谋害；再说，英国人武器精良、兵船坚固，也不是好对付的..但是林则徐决心为严禁鸦片作一次拼搏。
    道光十九年（1839 年）的正月，林则徐到达江 西境内，便派信使向广东布政使和按察使发出重要命令，要他们立即逮捕一批走私鸦片的罪犯。尽管列入逮捕名单中的17 人大多是下级官吏和士兵，但逮捕活动显然造成了很大影响，达到了林则徐先声夺人的目的。
    半个月后，林则徐到达广州，住在越华书院里。越华书院是主张禁烟的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林则徐在这里接触了许多人，听取了许多重要意见。
    九天以后，林则徐发布了两道命令。一道是给中国买办公行的，限他们在三天之内，通知督促外国商人出具汉文、外文保证书各一份，表示从今以后永不走私鸦片，否则人犯处死刑，货物没收；如果办不到，则证明这些中国买办一贯与洋人串通，将从中挑出罪行最严重的处死并没收财产。另一道是给外国商人的，谴责他们把本国不吸食的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来，“骗人财而害人命”；并通知他们，清政府已决心根除鸦片，凡贩卖鸦片，开烟馆以至吸鸦片的人，都要处以死刑；同时要求他们交 出趸船上的全部鸦片。
    鸦片战争的导火索，由此点燃。战争的危机一步步迫近。
    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没有外交 关系。因为清政府认为，只有中国是“天朝”，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同中国平起平坐，所以当然不能有平等的外交 关系。这样，清政府也就无法直接同外国人打交 道，它的办法是一切通过买办公行，由当时的公行总商伍绍荣去同外国商人打交 道。这种不正常状态，在平时做生意，公行由于可以垄断对外贸易，大有好处；但碰上这种外交 纠纷，要去充当使节，命令外国商人交 出全部鸦片，并且保证永不走私鸦片，这样的重任，对实际上没有外交 使节职权的公行，就大伤脑筋了。
    外国商人把林则徐的要求，当成索取贿赂的手段，根本不予理睬。三天的限期过去了。伍绍荣没拿到一份保证书；但是洋人们决定给钦差大臣一点“面子”，于是同意交 出1037 箱鸦片，企图蒙混过关。
    林则徐不吃这一套，下令逮捕最大的两个英国商人查顿和颠地，因为他们多年来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活动。可是查顿已在五天前回英国去了，逮捕的目标便只剩下了颠地。逮捕令当然也是下达给公行的，然而公行却不敢照样向外商传达，他们将逮捕令改头换面，说成是钦差大臣招颠地进广州城。
    外商方面认为颠地进城会有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的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他本来住在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澳门，这时匆匆赶到广州“夷馆”。义律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公行，表示他可以陪颠地一起进广州。但要林则徐出具正式文书，保证他们二人不受隔离。
    消息传到林则徐那里，却促使林则徐采取了下一个步骤。他本已打算派兵围困“夷馆”，只因义律这个外商首脑不在夷馆内。才延缓了几天。于是，他当即下令，派了千余名士兵包围“夷馆”；对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实行“封舱”，禁止他们装卸货物；不许他们雇佣中国工匠、船员，不许他们租用中国船只和房屋，“夷馆”中的买办和雇佣人员要全部撤出..“夷馆”中的存粮和储水都很少。48 小时之后，义律屈服了。他保证交 出英国商人所有的鸦片，共二万多箱，按销售价格计算约值一千五百万银元。
    林则徐每收到一箱鸦片，便给予五斤茶叶作为嘉奖；共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这批鸦片完全接收过来。
    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上销毁这一大批鸦片。
    林则徐研究过鸦片的性质，知道用火烧的办法，还不能彻底销毁鸦片，熔化的鸦片会渗入土中，把土挖起来熬，还可以再制成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鸦片。最能破坏鸦片成份的是盐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稍高的地方，挖了两个五十米见方的池子，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上石块，以防鸦片渗漏；然后引进海水，把鸦片球切成四半，扔进海水池中浸泡半天后，再加进生石灰；石灰溶于水时会产生大量热量，把池中的水都煮得沸腾了；许多民夫站在池边和跳板上，用长木棒搅和，使鸦片完全溶解；到海水退潮的时候，再把溶解分化的鸦片水放进海中。这样一直用二十天时间，才把二万多箱鸦片全部销毁。
    林则徐和广东的高级官员，每天都到海滩上去监督，以防有人从中捣鬼。
    这时，义律和英国商人为了表示他们的抗议，全部退出广州，好像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往来。但是美国和其它外国商人拒绝参加英国人的抗议活动，所以许多英国商人暗地里还在通过别国商人同中国做生意。而且，中国根本没有注意到英国商人的这种抗议表示，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提倡自给自足，一向不重视商业；按照皇帝的意思，同外国人做生意本是“照顾”外国人的，英国人来不来做生意，并不放在心上。
    严重的危机来自清政府内部。尽管道光皇帝积极主张禁烟，但不少大臣却用各种方法软磨硬抗，破坏禁烟，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其实林则徐并没有说立刻把吸食鸦片的人都处死，而是给他们一个戒烟改过的期限，过了期限仍不改悔的人才处死，实际上是以死刑威逼吸鸦片的人尽快戒烟。直隶总督琦善却向皇帝提意见，故意夸大其词，说吸鸦片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一起杀掉，势必引起他们反抗和暴乱，甚至会导致清政府的倒台。在制定具体的“禁烟章程”时，他们把禁烟完全交 给官府去办；其结果，腐败的官府往往把严格的禁令变成一纸空文；何况有的官员自己就是鸦片鬼！
    广州的形势却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鸦片虽已销毁，但义律禁止英国商人在永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道光十九年（1839 年）5 月27 日，五个英国水手在一个叫尖沙嘴的渔村酗酒，然后抢劫了一所庙宇，并且杀害了一位叫林维喜的中国村民。
    林则徐当即要求在澳门的义律交 出杀人凶手。义律却借口不知道谁是杀人凶手，拒绝了林则徐的要求。林则徐当即指出，事件发生后，义律曾两次到尖沙嘴查讯，如果还不知道凶手是谁，那么这个义律就连木偶都不如了，还当什么官？如果查出犯人而不处理，是包庇罪犯，也就犯了同罪犯一样的罪！面对义律的蛮横态度，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禁止向澳门的英国人提供食物，并命令中国的买办和民夫退出英国商馆。当时的澳门，虽然有葡萄牙派驻的总督，但也还有清政府派驻的地方官，所以林则徐的命令得到有效的执行。五十天后，义律和英国商人不得不撤出澳门，住到商船上。义律再一次用信件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五小时后，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及武装的英国商船朝中国海军在九龙的兵船开火，打死中国士兵二人。在中国海军的还击中，英军有四人负伤。
    到这时为止，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商人签署不走私鸦片的保证书，并交 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他们随时可以回到广州做生意。新从孟买运棉花来广州的英国商船“汤姆士·葛”号偷偷地在保证书上签字后，就顺利地进入广州，卖掉了所载的棉花，买到了所需的货物。但是，当运大米来的英国商船“罗伊娅·撒克逊”号也打算这样做时，却遭到义律的阻挠。
    道光十九年11 月3 日，英国军舰“窝拉宜”号和“海阿新”号在川鼻海面与中国海军发生激烈战斗。中国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督战，经过两小时的恶战，英舰“窝拉宜”号受伤退走。但中国海军参战的29 只兵船几乎全部受伤。
    鸦片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第二天，英国武装船队又向中国官涌要塞开炮，此后接连袭击中国的炮台、要塞，但大规模的海战没有再发生。义律在等待援军。林则徐也在巩固充实沿海的要塞、炮台和兵船。
    在他们的背后，中国皇帝和英国女皇的态度也都非常强硬。都希望通过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
    1840 年2 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向中国派兵。清道光二十年正月，又有16 艘军舰和武装商船先后开到中国海面。
    英国人采用了一个狡猾的战略。他们知道，林则徐已把广东的防务搞得比沿海任何地方都要坚固，所以英国军舰只对广州进行军事封锁，主力却继续北上，攻击中国沿海其它港口。
    道光二十年6 月，英国舰队到达浙江 定海，勒令定海炮台的中国守军在6 月6 日前投降。尽管定海炮台装备陈旧，战斗准备极不充分，二千名守军几乎是赤手空拳，但中国官兵誓死不投降。结果，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伤后死去，知县姚怀祥在定海失守后投水自杀。
    英国舰队继续北上，向天津进发。舰队的总司令官兼特命全权大使乔治·义律少将，是商务监督官义律大校的堂兄。这支舰队一到天津附近的海面，就在北京城里引起了极大恐慌。道光皇帝和文武百官，本来以为鸦片问题只是广东的事情，没想到竟闹到自己眼皮底下来了！
    天津属直隶管辖，而直隶总督琦善和军机大臣穆彰阿正是朝中保守派的头目，他们对林则徐的禁烟一向持反对态度。现在，琦善不得不去同英国侵略者打交 道了。
    英国方面递交 了英国外交 大臣巴麦尊的信，信中要求赔偿林则徐在广东没收、销毁的鸦片价款：对英国商务监督官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侮辱他的行为；指定沿海若干岛屿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经商的场所；偿还中国公行欠英国商人的全部债务，如此等等。
    琦善一味推托，说：“这是在广东发生的事情，还是在广东谈判吧！”
    最后双方终于商定，把谈判的地点改到广东。
    道光皇帝改变了原来的强硬立场，转而斥责林则徐禁烟“办理不善”，将他免职。
    琦善成为广东中英谈判的中方代表。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广东，就把林则徐过去所采取的措施全部推翻。他解散了林则徐和关天培苦心组织起来的海军志愿兵，还彻底清除了漂浮在水面上阻碍英国军舰进攻用的船笺。他把大部份军队撤退到广州城附近，留在虎门等要塞的军队仅剩二千人。
    然而不管琦善怎么讨好英国人，英国方面提出的谈判条件仍然十分苛刻，实际上要求中国无条件投降。除了提出开放天津以外，又要求在福建、浙江 、江 苏，直隶等省，为英国人开放六处以上的贸易商港，并要求割让领土。
    这些条件，连琦善都不敢轻易答应，尤其是割让领土一条，琦善居然为英国人谋划，提出可“暗割”，而不要“明割”实质上是割让，但不要写在正式条约上，这样就可以瞒住皇帝而获得批准。然而英国人不领他的情，坚持要正式写入条约文件。琦善都不敢把英国人的蛮横要求全部如实地向皇帝汇报，他含含糊糊的向皇帝报告，说英国人要求在广州之外，再开放福州、厦门两个通商口岸；并说英国人曾要求割让香港，已被他拒绝。
    这时，英国舰队已离开天津，返回广东沿海。道光皇帝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就连琦善报告上来的条件，都感到大为愤怒，他大笔一挥，批了八个字：“愤恨已极，无可再谕”。意思是像英国这样的“蛮夷”，竟提出如此让人愤恨己极的条件，简直没办法再教导他们了！
    谈判至此破裂。
    道光二十年（1840 年）12 月5 日，英军以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为借口，突然发起军事攻击，目标是虎门要塞第一关口水道的两个阵地：东边的沙角和西边的大角岛。由于岛上原有的二千守军，被琦善削减为六百人，根本抵挡不住英军的炮火和近一千五百人的登陆军队的猛攻，两处阵地先后失守，沙角指挥官陈连升副将阵亡，阵亡的官兵近三百人！
    琦善慌了手脚，连忙在口头上全部接受英国方面提出的条件。英军这才停止了进攻。然而条约的正式签字，必须报经皇帝批准。琦善当然知道皇帝不会批准，于是一再拖延正式签约的时间。英军决定再次施加军事压力，向水师提督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发动进攻。同样由于琦善的削减，靖远炮台的守军只剩下二百人。关天培亲自督战，在战斗中，关天培曾向琦善求援，然而琦善置之不理，最后，关天培以身殉职。
    但是，琦善私下答应英国方面条件的事，终于被皇帝发现。道光皇帝大怒，又将琦善撤职，改派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和杨芳到广州来处理善后事宜。
    杨芳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勇将，20 年前就担任过直隶总督。然而他对现代科学一窍不通，听说英军的炮击十分准确，他就认定英军中有会使妖术的人，而破除“外夷妖术”的法宝是妇女的尿桶，只要将尿桶正冲着敌舰就行了。
    所以杨芳到达广州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征集妇女的尿桶，越多越好。在这样的将军指挥下，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5 月24 日，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生日。英军选中这一天再次发动进攻，在广州登陆，占领了城西的外国人居住区。
    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慌忙派出代表，与英军签订了“广东和约”，宣布无条件投降，四万多清军不战就退出广州，并且付给英军六百万元“赎城费”，以换取英军不进攻广州的保证！然而奕山在向皇帝汇报时，却谎称因为广东天气炎热，士兵病倒甚多，才移驻广州城十里外的白云山，以便居高临下控制广州..登陆的英军到处烧杀抢掠，残害中国百姓。清军不战而退，更激怒了中国百姓。广州三元里的二万名居民挺身而出，打起了“平英团 ”的大旗。他们用锄头、铁锹、木棍为武器，奋不顾身地包围了一千多英军。恰巧当时天下暴雨，英军的火药槍被淋湿后无法击发，所以冲不出重围。义律忙向广州知府告急。广州知府余保纯竭力劝中国百姓放走被包围的英军。劝说无效后，无耻的余保纯居然威胁“平英团 ”说，如果不放走英军，六百万元的“赎城费”将由三元里的百姓负担！结果“平英团 ”被迫放走被围困的英军。
    正在这时，英国方面又发生了变化。英政府还嫌义律不够强硬，改派了亨利·璞鼎查为特命全权大使，来代替义律。
    亨利·璞鼎查一到广州，就命令英军舰队再次北上，占领舟山群岛。于是厦门、定海、镇海等地相继失陷。五月初，英军攻陷长江 口的吴淤要塞，江 南提督陈化成战死。上海守军在两江 总督牛鉴率领下仓皇逃走。英国舰队溯长江 而上，六月初又攻占镇江 ，进逼南京。
    北京的清朝君臣再次陷入慌乱之中。道光皇帝的强硬立场彻底崩溃，匆匆派伊里布到南京与英军议和。英军提出的条件，皇帝也一概应允。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8 月29 日，中国和英国在南京江 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
    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保证偿付没收的鸦片价款600 万元、公行负债300 万元和英军远征费用1200 万元，合计2100 万元；在广州已交 付的600 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历时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