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被誉为国父和圣雄，他是印度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最杰出的领导人 之一。
    1947 年8 月15 日，印度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告独立。当时的印度处于一种分裂的局面：一块是印度教统治的广大国土，另一块是穆斯林统治的巴基斯但次大陆 ，历来宗教战争不断。穆斯林无端屠杀 印度教徒，而印度教徒又反过来毁灭了一个又一个穆斯林村庄。在城市里，异教居民也是相互仇视，宗教狂热分子向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横施暴虐，光天化日之下滥杀无辜，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失去生活根基，贫困和饥饿迫使他们毫无指望地在全国各地流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6 年11 月，甘地为谋求民族和解，冒着生命危险到宗教冲突严重的孟加拉东部游说，呼吁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们握手言欢。
    “爱你的敌人吧！” 他向所有的人这样说。他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 ，步行数英里，到农村访问伊斯兰教徒的家，恳求他们与他做朋友；可是，伊斯兰教徒们却不大理会这个异教徒，经常向他投以白眼，长期的宗教仇恨太深了。七十八岁高龄的圣雄甘地井不灰心，仍旧挨门挨户访问。
    他认为，这不仅是为了单纯的政治说教，也是一个宽容的印度教徒应尽的义务。他很少穿鞋，通常都是赤脚走路。有时，伊斯兰教徒们在路上撒下许多碎玻璃片和荆棘，给他制造麻烦。但为了调解两大派之间的矛盾，他仍坚持干下去。
    陪同他游说的共有五个人，圣雄甘地让他们到偏僻的部落中住下，尽量接触当地居民。那些地方的生活条件都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次，一位叫皮亚雷拉尔的妇女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要求回到甘地身边，甘地却不同意，他叫别人转告她：“得了病，要么在那里治好，要么就死在那里。”皮亚雷拉尔流着眼泪接受了。当地伊斯兰教村民也不忍心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就这么死去，他们找来草药给她治疗。皮亚雷拉尔后来居然转危为安，痊愈了。
    还有一位崇拜甘地的伊斯兰教姑娘，为了劝说自己的同伴消除对印度教徒的仇恨，竟采取了绝食行动。这都是受了甘地精神力量的感召，对缓解宗教矛盾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7 年6 月15 日，印度国民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巴分治方案，大势所趋，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但这个决议也使甘地统一印度的梦想破灭了，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已经失去活到一百二十五岁的希望，在印度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于是，他又到两大派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游说，甚至连8 月15 日的独立盛典也没有参加。
    8 月31 日晚，他正在加尔各答寓所睡觉，一群疯狂的印度教徒抬着被伊斯兰教徒杀害的同伴尸体闯了进来，对他骂不绝口，说这是圣雄甘地对伊斯兰教徒容忍放纵的结果。他们叫嚷着要杀死他。
    圣雄甘地从床 上爬起来，对愤怒的人群进行劝解，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石块飞进了窗子，棍棒从他头上掠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演讲。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伊斯兰教徒保护着他。
    印巴分治以后，有一千五百多万难民在两国之间流窜，到处是暴力和杀戮行为。印度出现了空前的混乱，首都德里也笼罩着一片不安的气氛。
    1948 年1 月13 日，圣雄甘地为了争取首都两大教派和解，开始绝食，除了饮几口清水之外，什么都不吃。连续几天下来，其健康状况日渐恶化。
    全世界五大洲的人民都满怀同情地关注着老人孤身反对亿万宗教狂热分子的抗议行动。在印度，要求结束同胞相煎的呼声也如风起云涌。但騷乱并未停止。到1 月18 日，尼赫鲁总理为表示对甘地的同情，也开始绝食。消息见报后，首都各派代表集会，宣誓要恢复平静，并请圣雄甘地停止绝食。中午，在甘地的参与下，两派代表签署了停火协议，这时他才饮下第一口桔子汁。
    当天晚上，他呼吁，德里的停火应当扩展到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上，巴基斯但的代表高兴地宣布：圣雄甘地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友谊和和平的时刻已经降临，印度次大陆 的安宁有了保证！”
    然而，这样的断言太乐观了，极端分子并没放下屠刀。
    圣雄甘地住在德里一个朋友的宽敞别墅里，这座私邪高墙深院，绿草成茵。他的两个孙女——玛努和阿瓦照料他的生活；有武装卫队保卫他的安全。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圣雄是神的化身。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当夕陽西斜，棕榈树的树影布满别墅前的草地时，这里总聚集着许多甘地的崇拜者。这是一种介于宗教仪式和群众大会之间的聚会形式，由于广播电台定时对这种集会进行转播，圣雄甘地便利用这个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印度公众对此已习 以为常。
    1 月17 日下午，正当甘地向教徒们讲话的时候，从墙外飞来一颗自制的炸弹，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爆炸了，不过并没有伤着他。甘地不动声色，继续演讲。
    扔炸弹的那个年轻人被当场抓获，扭送到警察局。此人叫马但·拉尔·帕维，他承认自己是“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成员。这是个印度教极端分子组成的恐怖组织，他们的首领是孟买的百万富翁维奈亚克·萨瓦尔卡尔。而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则是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有教养的婆罗门。策划这次行动的负责人纳拉扬·阿普杰是《印度民族报》的经理，另一个叫纳胡 拉姆·戈塞，是该报主编；此外还有一个叫达汗巴尔·巴盖德，他专门负责提供武器，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
    警察带着帕维去他的同伙藏身的那个旅馆，但犯罪分子们早已跑光了。
    按理说，警察局对这场陰谋已经很清楚了，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圣雄甘地的安全。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他们除了在甘地住所外加了双岗，并没有采取什么更有效的行动。这使得密谋分子仍可以从容准备下一次暗杀。
    极端分子的目的是除掉这个绊脚石，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甘地在印度教徒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甘地一死，可以激起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更大的仇恨。
    在此期间，甘地自己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他不同意警方对参加傍晚集会的信徒进行搜身，还公开表示宽恕马坦·拉尔·帕维。他向记者说，这个携带炸弹的年轻人并不是一个坏人，是别人把他推上犯罪之路的。圣雄甘地也并非不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但他对自己的命运是抱着印度教典型的宿命观点：凡是命中注定的，便不可避免。
    恐怖分子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
    1 月30 日，圣雄甘地为了调解尼赫鲁总理和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达尔。
    帕特尔的关系，用英文给尼赫鲁写了一封信，然后约帕特尔下午四点钟来自己这里谈话。这个帕特尔，原来是甘地的亲密战友，如今却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同往常一样，甘地在露台上迎接他，然后进入室内谈了一个多小时。
    这天下午，花园里等候着大约一千名印度教徒。但圣雄甘地迟迟没有露面。他的孙女玛努朝屋里望了一下，提醒祖父该出来了。帕特尔部长这才起身告辞。
    甘地身材矮小、瘦削黝黑，他披着一件白色亚麻罩衣，缓缓走向露台，并不时停下来答谢群众的问候。聚集的人群给他让开一条路。这时，混在人群里的纳胡 拉姆·戈塞用力挤到甘地身边，迅速地弯下腰去，仿佛要按古老的习惯从圣雄的草鞋上拂去尘土，以表示尊敬和恭顺。有那么一瞬间，他跪在老人脚前凝然不动，突然，他飞快地从怀里掏出手槍，对准甘地胸口连射两槍，又朝他的腹部打了一槍。
    “ 啊，天哪..”圣雄甘地嘟哝着垂下胳膊，两腿一软栽倒在地。这位印度人民最崇拜的圣哲倒在了血泊中。
    凶手戈塞被当场抓获。因为英国BBC 电台记者就在现场，事件发生仅25 分钟后，这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
    正如陰谋者所希望的那样，起先人们不知道凶手身份，都以为是穆斯林派来的。孟买立即发生了许多暴力行动，抢劫、纵火和凶杀事件层出不穷。
    后来，又传出凶手属于“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消息，戈塞的全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家乡散格利的印度教徒不仅杀死了戈塞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同时放火焚烧了房屋，这场火也殃及周围的大片居民，共烧毁五十座民房。
    杀害圣雄甘地只是印度教狂热分子策划的第一个行动，然而，他们已经无法实现其它的政治谋杀计划了。警察当局仿佛突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对极端分子进行了空前的大搜捕。第二天，他们在浦那逮捕了主犯纳拉扬·阿普杰和巴盖德等人。大富翁萨瓦尔卡尔在孟买的公馆受到了搜查；“印度圣战者”组织的武装部队被勒令解散，数以千计的成员锒铛入狱。
    甘地遇难两天后，十多万人在德里为他们的圣雄送葬，队伍长达八公里，一路上有士兵保护，路口地带还停放着装甲车。
    甘地的遗体上覆盖着印度国旗。他躺在一辆汽车上，在四千名步兵、一千名空军战士、一千名海军战士和一千名警察的护卫下，缓缓驶向拉兹·哈特的一堆篝火前。整个殡仪行列行进了五个小时。下午4 时45 分，圣雄的儿子拉姆达斯点燃了他父亲身体下面的檀香木簧火。
    对凶手和其他密谋分子的审判是在德里的红堡举行的。同年8 月22 日，所有介入这次谋杀事件的人都被送上了被告席，其中包括不久前还声名显赫的百万富翁萨瓦尔卡尔。
    纳胡 拉姆·戈塞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其他的密谋参加者则心存侥幸，希望借助律师的能言善辩来逃脱制裁。凶手戈塞声明说：“我尊敬圣雄，他的被害对我绝不是一件乐事。但是，我觉得我应当这样做，因为他包庇了穆斯林。”
    纳拉扬·向普杰说：“我同甘地的分歧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捍卫的原则。我从不想从肉体上消灭他。他的死使我深感悲痛。”
    花言巧语、支吾搪塞却不能掩盖他们的罪行。
    1949 年2 月10 日，法庭作出了最后判决：富翁萨瓦尔卡尔以证据不足宣告释放。凶手纳胡 拉姆·戈塞和主犯纳拉扬·阿普杰判处死刑。其他参与者判无期徒刑，在监狱中了此残生。
    两名死刑犯在安巴拉的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时日。1949 年11 月15 日，他们在监狱大院里走上了绞刑架。
    许多人对法院释放萨瓦尔卡尔的决定十分不满。这场密谋无疑有幕后支持者，是谁给杀人犯付酬金以及给武装别动队提供经费的呢？有人指控萨瓦尔卡尔与内政部长帕特尔有瓜葛。很可能是这两个人在幕后策划了这一场陰谋。
    时光荏苒，到了1964 年秋，谋杀案的几名在押从犯被释放出来，他们在那清受到印度教狂热分子的隆重欢迎。据透露，在谋杀案发生之前，印度官方就掌握了准确情报，但却把它隐瞒了下来。凶手临死前曾宣称：“我不过是萨瓦尔卡尔命令的执行者，而他则听从帕特尔调遣。”一语道破了天机。
    这一说法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内政部长理应在第一次谋杀未遂后关心圣雄甘地的安全问题，但他并没这样做，这难道是疏忽大意吗？印度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组织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圣雄甘地遇刺真相，但后来没有结果。事情不了了之。
    （孙石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