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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的内容 “明清史学与近代史学转型研究”究竟从何处着手研究，笔者认为可从四个方面进行。 第一，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的研究。 首先对明清史学所具有的近代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明清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范畴，但在世界文化走向近代的趋势下，中国文化内部也滋生了趋向近代的文明因素。明清史学内部潜滋暗长的近代性因素，与西方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许苏民对顾炎武、赵翼和王鸣盛史学近代转型的研究，就注意到明清史学中所蕴含的近代因素。这个时期，世界范围内文化转型已然开始并日益加速，但中国史学内部的转型似乎不太明显。其实，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史学中蕴含着不少近代因子，如阳明心学带来的英雄史观的转变，图书目录“史部”下面“史学”类的出现，晚明和嘉道经世之学中对经济和社会史的重视，赵翼史学中对“布衣将相格局”等社会史主题的发掘等，均值得进一步研究。对此类问题，尚有更多、更广泛的内容可供研究。如新历史观，在王学左派李贽等对时势与英雄关系的新论中，以及“明亡之思”对英雄史观(尊君)的审视与否定中产生。如新经史观，是在王阳明至章学诚提出的“六经皆史”说对经学的瓦解中形成。同时，也要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所处的社会环境，这些近代因素是如何被传统政治和文化所包裹，以致于不能马上产生近代转型，即自发成为近代史学，或不能整体转换成近代史学。这种社会环境，到了近代(晚清民国)以后，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而发生改变，导致明清史学中的近代因素被释放出来，成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 第二，近代史学转型对明清史学的择受研究。 重点研究近代(晚清民国)受到西方文化冲击后，中国史学是如何迎受西方史学的近代化潮流，并以西方史学为标准，选择明清史学中的近代性因素，作为与西方近代史学对接的中国元素。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廿二史札记》在清代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到了晚清民国时期，却被中国学人视为与西学相通的近代学问，从而加以接受和倡导，终于成为民国史学的显著现象。如前揭刘冬蕊的《章学诚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学术接受史初探》便指出，作为清代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的章学诚，直到20世纪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推崇。作为章氏学术的接受者，他们在近百年的时间里不约而同的把目光集中在章学诚及其著作中，“这种共生现象实际上就是时代特定心态和心境的某种普遍性的反映”，不仅是章氏学术自身的价值所引起的共鸣，而且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之际的时代需要。该文通过对近代学术大家章学诚的研究，试图找出章氏学术中隐含的近代因素与史学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陈磊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民国学人的章学诚研究》也探讨了民国时期，学者们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再发现过程，特别是对趋新学人的章学诠释作了发覆。指出在民国西学大量输入的背景下，趋新之士开始试图以西学诠释章学。本着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的宗旨，胡适在其《章实斋先生年谱》中对章学的评价多以西学为参照。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也多从新史学的角度审视章学。自胡适、梁启超后，章学被打上了世界学术的烙印，将其与西学比较者不绝如缕，反映出对章学诚学术的近代阐释倾向，是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15)这部分内容则说明了中国人在近代转型中所具有的某种主动性。 第三，明中叶以降西方史学传入后对中国史学直接影响之研究。 早在明代中后期，入华传教士便将西方当时流行的地理学和历史学成果传入中国。利玛窦撰著了《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写了《职方外纪》，南怀仁纂述了《坤舆图说》，利类思和南怀仁更撰作了《御览西方要纪》、米怜写作了《全地万国纪略》等。这些早期史地著作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的介绍，缓慢动摇和改变着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传统认知形态。步入晚清后，西方史学更加频密地传入中国，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催化剂，为“新史学”提供了史学观念、历史词汇、历史视野、研究方法、史料范围、知识体系和史书体裁上的养分和资鉴。(16)齐思和曾描述道，晚清西籍大量述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17)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起到了如下的示范和影响：第一，提供了横向比较和跨文化沟通的历史意识，从《东西史记和合》《外国史略》《欧洲史略》到《坤舆万国全图》《全地万国纪略》《万国通鉴》的西史译著，向国人提供了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概念，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平等和独立的意识。第二，提供了真正的“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观念。中国传统史书也写世界，但却以“天下”的眼光看待，将其他国家视为蛮夷，拱绕在中国的四周和海外。而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将中国与西方历史等量齐观的比较模式，谢卫楼的《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写成“东方国度”，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内去展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史的模式。第三，提供了新的历史观，特别是进化史观和群众史观。进化史观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模式，而群众史观则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是一部反映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高潮的史书，分国别叙述了19世纪欧洲、美国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受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把人类历史完全描绘成一部进步的历史记录，所蕴含的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还传入了“民史”的观念，民史观实际上是群众史观的反映。民史观念给只知记载帝王将相的中国传统史学开辟了前所未见的新天地，对中国学人影响很大，成为他们抨击传统史学的重要依据。总之，西方史学译著向中国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新模板，使国人建立起宏阔的历史意识。在时间上，西史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循环史观，提出了进化史观；在历史分期上，突破了王朝更迭的分期法，提出了按时代(如《泰西历史揽要》即《十九世纪史》)、按事件(如《英民史略》)划分历史的新标准。在空间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天朝居中—四夷环绕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体系，改变了纪传体正史将中原帝王编入本纪，将其他各国编入四夷列传的模式，提供了真正的地区史(《欧洲史略》)和世界史(《万国通鉴》)的撰著样板，建立起横向比较的历史意识。(18) 第四，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中的日本因素研究。 明清史学近代转型中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就是日本成为中国传统史学演变为近代史学的重要中介。接受了西学的日本，将中国明清史学引入后，用西方近代眼光加以解读，然后再传回中国，竟然促进了明清史学向近代的转换，产生了“点石成金”的现象。如崔述的《考信录》只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一部专著，但传到日本后，受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重视，加以西方“疑古”“求真”等科学化的解读，再传回中国，便成了顾颉刚古史辨派“新汉学”的基本依据，(19)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章学诚的学术在乾嘉时未受足够的重视，但传到日本后，日本人内藤湖南首先为他做了年谱，传回国内，引起了包括胡适在内的学人的推崇，将章书解读为具有西方史学理论品性的著作。赵翼的史学，在他生前未受重视，直到内藤湖南加以推崇后，又风靡中国国内，成为民国学人进行现代史学建设的绝佳素材。此外，日本学者还将西方的史著书写形式卷节体改进为章节体，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史学体裁的转型。英国谢卫楼的《万国通鉴》在编写过程中最早采用了卷、章、段三位一体的史书形式，“对于中国史书在近代向章节体的转变，做出了重要的铺垫”。(20)艾约瑟所译的《希腊志略》《罗马史略》《欧洲史略》采用了卷节体的形式。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也采用了卷节体，每卷分为若干节。这种卷、章、段或卷、节的形式，传播到日本，经过日本学者的改进，便形成了章节体。19世纪下半期，日本涌现出一批用章节体叙事的史著，如桑原骘藏著的《中等东洋史》、田中萃一郎著的《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和泷川龟太郎合著的《支那史》等。这些史著引进中国后，成为在中国流行的章节体著作，促进了章节体在中国扎根，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转型在体裁上的标志。日本在中西之间起到的这种媒介作用，值得研究。 以上四部分的关系是，第一部分是对中国传统史学内部所具有的近代性因素所作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对在西方史学观念影响下中国近代学人对明清史学的某些内容所作选择的研究，第三部分是讨论晚明以降的史学如何直接受到西方史学影响的过程，第四部分则是讨论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对接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日本在中间所起的媒介作用。第一部分探讨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富有生机的先进要素，第二、三、四部分则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三种路径。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明清史学转型研究的基本内容，从历史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看，可以有许多研究的问题。从历时性来看，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的内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明清史学(鸦战前)在当时所滋生的近代性因素。分析明至清乾嘉时代，传统史学中蕴藏的近代史学因子；分析嘉道经世实学时期，传统史学在中西交汇背景下关于农业、水利、漕运、盐业、冶铸造等经济和社会史问题的研究趋向，以及由此逐步衍生而成的新学科。第二个阶段，分析晚清民国时期对明清史学的选择及其依据，特别探讨其背后蕴含的西方和日本因素。这是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分期问题的研究。 从共时性上来看，明清史学“近代转型”研究将从范式、史观、对象、规范等诸方面，同时探讨明清史学向近代史学转换的过程和范型。第一，范式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叙事史学向研究史学的转换。早在明代，目录学便在“史部”下面又设立了“史学”类，表明史部属于叙事史学，下属之“史学”则成为研究性的史学活动，从而与今天的“史学”相贯通。再经过受到西方和日本章节体论著以研究问题为主的思潮的促进，导致史学范式从叙事向研究转型。第二，史观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循环论到进化观的演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循环史观，到王夫之、赵翼等人那里，已经开始有所突破，承认历史演变的发展特征。再经过达尔文进化论经由严复翻译成《天演论》，而影响到中国的史学观念，对梁启超“新史学”倡导进化观产生了直接的触发。第三，对象的转移。明清迄近代，史学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经济史的转换。晚明时，在经世致用的促进下，学者们开始将史学研究扩及漕运、盐业、农垦、水利等领域，促进了经济史的发展，改变了政治史一枝独秀的局面。到嘉道经世之学兴起后，史学向社会史、经济史领域扩展更为广泛。第四，规范的转移。明清史学部分论著已抛弃了传统的规范，产生了新的规范。如传统史学辗转因袭的规矩，到顾炎武那里便被指责为“剽窃”；历代实录均不注明史料出处，到了晚清所编的《清德宗实录》便注明了史料的来源。再经过西方史学规范的传入，使得中国史学面貌整体上逐步改观。上述问题，都是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研究的基本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