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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史的研究，近十余年来颇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发表了大量论著，对于洋务运动的过程、阶段、性质、作用以及洋务思潮、洋务人物、洋务企业等，都已有相当充分的阐述。但以中国之大，各个省区往往会有不小的差异，洋务运动亦复如此。作为一个具有全国性的运动，它在各省区的开展，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还有特殊性、不平衡性的一面。所以，要更深入地了解洋务运动的全貌，还必须对洋务运动的发展作区域性的研究。这里仅就洋务运动在广东的发生、发展情况作一概括的论述。 一 得风气之先 有一种看法，认为广东洋务运动起步迟，即到1873年两广总督瑞麟创办广州机器局时才开始启动，比上海、福建、天津等地晚了7、8年。这实际是一种误解。因为广东洋务运动的开展并不始自1873年的广州机器局，而是早从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就已经开始，可以说，广东是当时全国率先开展洋务运动的少数几个省区之一。 广东开始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州同文馆的建立。同文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产物，最早建于北京（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是清政府为解决急需的翻译人才而设立的外语学堂，也是洋务派办洋务教育的开始，因此是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京师同文馆建立后第二年，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依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不久获准成立，即后来的上海广方言馆），同时还提出：“其广东海口可否试行，有无窒碍之处，应请饬下该省督抚体察办理。”<《洋务运动》（二），第141页。>清政府据此下令广东官员进行筹商，这便是广州同文馆建立的最初缘起。倡议者虽非出自广东，但广东大吏晏端书（署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库克吉泰（署广州将军）的态度都比较积极，认为：“京师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上海援案办理，洵属及时要务，粤东自应依照一律举行。”<《洋务运动》（二），第104页。>于是即着手进行筹建，至1864年6月毛鸿宾任两广总督时正式建成。同文馆馆址设于广州大北门内朝天街，最初仅设英文馆，聘请美国人谭顺为西文教习，翰林院编修吴嘉善为汉文教习，招收广州驻防满汉八旗子弟十六名、汉人世家子弟四名共计二十人进行教授，“取能通算学、有裨西学之实用者”<《洋务运动》（二），第107页。>，进馆学习三年，成绩合格者派充各衙门翻译官，才识出众者调京考试、授以官职。这是广东洋务教育的开始，也是广东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要标志。 在广州同文馆建立前后，购买、仿制新式船炮的军事近代化活动，已在广东有所开展或酝酿。早在劳崇光任两广总督的后期，为了镇压省内农民起义的需要，曾经成立洋枪队，选派兵丁接受英法军官教练，使用洋枪洋炮。劳崇光一面托英国领事罗伯逊向国外采办新式枪炮，一面计划“雇募制造火器、火药之良工数人来粤，由内地选派精细工匠学习制造，并派妥员监造，务期得其真传”<《洋务运动》（三），第460页。>。此外，劳崇光还曾参与总理衙门首次向英国大规模订购船舰（即阿思本舰队）的活动。继后督粤的晏端书、毛鸿宾等，也对引进和仿制新式武器颇有兴趣。当时作为晏端书随员来粤的丁日昌，曾奉命在广东提督昆寿军营中“督办火器”，并在广州市郊燕塘设立炮局，生产大小硼炮及硼炮子<《洋务运动》（四），第7页。>。丁日昌本人也以此而闻名，被李鸿章调往上海主持洋炮局。在仿制轮船方面，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时（1863—1866年），就曾有所筹商<《郭嵩焘奏稿》，第341页。>。接替郭嵩焘任粤抚的蒋益澧，在1866年8月奏折里，更是直接提出在广东等地设厂“制造轮船，一面雇觅洋匠指授，一面选聪明子弟入厂学习”的建议，并主张“沿海富商大贾，亦准其租购轮船夹板，而籍其名于官兵，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我调遣”，“船上舵工炮手，初用洋人指南，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5—17页。>。这些仿制轮船的筹商和建议，当时虽然未被采纳和实现，但蒋益澧还是会商粤督瑞麟，自筹款项从英法两国陆续购买来七艘轮船，用于广东沿海的巡缉工作，这是广东水师、也是中国水师中最早使用的一批轮船。以上这些活动表明，在广州机器局成立前十余年间，以引进新式船炮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近代化活动在广东业已出现。 广东何以会较早地开展洋务运动？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广东地理位置特殊、得风气之先的缘故。广东地处中国南部沿海，长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地。鸦片战争以后，五口被迫开放，广州居其一。香港岛也被英国割占，逐步经营发展为一个殖民地城市。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猛烈冲击之下，广东一些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较早开始留心西学。19世纪40年代初，林则徐在广东就曾提出过“以洋税办洋防”、制造船炮的主张，还有人试行仿制过火轮船，翻译和介绍世界知识在广东也颇为盛行。虽然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致使林则徐等少数先行者的思想闪光不可能在广东成为现实，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派在清政府中占据重要地位和推行洋务运动，广东这种得风气之先的优势也就得以显示出来。正如李鸿章奏请于上海、广东设立同文馆时所说：“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种类较多，书籍较富，见闻较广。语言文字之粗者，一教习已足；其精者务在博采周咨，集思广益，非求之上海广东不可，故行之他处，犹一齐人传之说也；行之上海广东，更置之庄岳之间说也”<《洋务运动》（二），第140页。>。这是就办洋务教育而言，而从购买、仿制西方船炮上看，广东的方便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另外，近在咫尺的香港岛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发展，对于广东的官吏来说无异也是一种刺激。广东巡抚蒋益澧在1866年上任时曾写道：“臣前途经香港，见其水师雄壮、楼阁崇闳，码头生意之旺甲于南洋。迨路过大虎、小虎、大王■、猎德一带，所有拒险炮台，全行废堕。虎门昔号天险，今为坦途。然则言治粤之权舆，固以中外相安为要；而筹自强之急务，尤以卧薪尝胆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3，第14—15页。>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广东较早地开展洋务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步履维艰 广东洋务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发展缓慢，局面狭窄。前述广州同文馆，自从1864年建立之后，招收学生数量有限。其中八旗子弟占大多数，后来瑞麟督粤时，干脆奏请“嗣后同文馆学生专用旗人，毋庸再招汉民”<《洋务运动》（二），第118页。>。使该馆学生变成清一色的旗籍子弟。从教学内容上看，该馆长期局限于单纯传授英文（1879年后增设法文和德文）。而且学生毕业后派充各衙门翻译官的规定，“系属有名无实，并无差使”，致使学员在馆“皆专意汉文，冀图乡试文理平通，以为期满保举府经、县丞、防御地步”，“致将西文荒忽，未能精深”，很难达到洋务教育的目标。刘坤一任粤督时，曾批评广州同文馆“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21页。>，因才有捐银十五万两，准备另设“西学馆”的计划。后来张树声利用刘坤一所捐的这笔资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广州黄埔长洲办起“实学馆”，但也限于经费等原因，“规模未广”，教学内容也很有限。 从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来看。广东虽然较早开始购买和零星仿制外国军火的活动，但迟至1873年，方由粤督瑞麟和广东巡抚张兆栋在广州城南聚贤坊办起一家规模不大的机器局，委派在籍候选员外郎温子绍为总办，招募工匠，仿洋法制造枪炮火药和修造小轮船<《中国近代化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210页。>。次年，张兆栋兼署督篆，又在广州城西增步筹建军火厂一所，准备专门制造洋式火药。广州机器局不仅建立时间甚晚，大大落后于上海、南京、福州、天津、甚至西安、兰州等地的机器局、制造局，而且规模狭小。从开办到1884年底，十二年中它的总投资额仅为59万多两银子，平均每年不足5万两<《洋务运动》（四），第380页。>。这同开办费一次各投资数十万两、常年额定经费都在五、六十万以上的河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简直无法相比。就是比起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以及稍晚建立的山东机器局，广州机器局也要逊色得多。由于经费短缺，“工器未能大备”，加上经办该局的温子绍“于泰西机算之学本未深通”，局中技术力量薄弱，广州机器局建局十余年，成效甚微，“迥非津沪各局规模宏阔之比”<《洋务运动》（四），第381页。>。而增步军火厂的建设，也相当缓慢，到1878年时，该厂共计投资7万4千余两银子，尚未完全竣工<《洋务运动》（四），第377页。>。 再就发展民用企业而言，广东开始洋务运动至80年代中期张之洞督粤之前，二十余年中除了架设由广州至九龙和由广州至梧州等地的陆路电报线，可以说是军民兼用之外，在这方面基本是无所作为。而同期洋务运动在上海、直隶、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热河、甘肃、台湾等省区已陆续建立起一批航运、采矿、纺织及铁路等方面的近代民用企业。所以有的研究者将广东的洋务运动称为“半截子”洋务运动，即只创办了“求强”的军事工业，并无创办“求富”的民用工业，这虽然讲得太绝对一点，但就80年代中期以前的情况而言，确也不诬。 广东洋务运动之所以步履维艰，1884年张之洞督粤后曾在一份奏折里发表过这样的议论：“三洋海面以粤为冲，中国之有洋务以粤为始，探洋情、买洋械以粤为便，二十年来逐渐经营，早应备御完密。乃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惟是事体繁重，经费艰难，且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15这段话说明了广东洋务运动所存在的问题，以下试分别析之。 （一）“历来治粤者习常蹈故，远虑蔑闻”。洋务运动是由清政府中掌握一部分实权的洋务派官员自上而下倡导、推行的运动，故地方官员对于洋务的态度如何、魄力如何，对该地洋务运动的开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广东而言，主持全省军政事务的两个最高长官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从1861至1884年二十四年中，历任两广总督者共九人，他们是：劳崇光、刘长佑、晏端书、毛鸿宾、瑞麟、英翰、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历任广东巡抚者也是九人，他们是：耆龄、黄赞汤、郭嵩焘、蒋益沣、李福泰、刘长佑、张兆栋、裕宽、倪文蔚。这些粤省督抚，虽不乏对洋务热心者如郭嵩焘、蒋益澧、刘坤一、张树声等，但满员计有耆龄，瑞麟、英翰、裕宽四人，他们一般思想较保守、缺乏开拓精神，而且主政时间较长，如瑞麟任督职长达九年（1865—1874年），是此时期内主政广东时间最长的一个。汉员虽然人数居多，但轮换频繁，又受到各方面牵制，即使热心洋务者也难有作为，那些尸位素餐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刘坤一曾诉苦说：“西学馆、招商局及开办煤矿，均为珂乡当务之急，弟每饭不忘，无奈力弱势孤，又苦经费无出，辄为众议所阻。”<《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9，第17页。>由于这种原因，在这二十四年中国内洋务运动已有较大规模的推进，而广东的历任督抚却始终未能就本省洋务运动的开展提出一个远大的规划，也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这是广东洋务运动步履维艰的首要原因。 （二）“经费艰难”。办洋务需要筹措大笔资金，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前期——即“求强”阶段，建近代军事工业、建设近代化海防等，都必须由官方拿出巨款。广东虽号称富庶，但到19世纪后期，由于多方面原因，官方财政收入已大不如前，加上还要应付京协各饷以及本省的兵饷、勇饷等，日益陷入库帑空虚、捉襟见肘的局面。郭嵩焘在1863年任广东巡抚时写道：“自咸丰四年各属被兵以后，地丁征收日形艰乏。惠、潮各属，勉强征至五分，而官垫常居十之二、三，州县疲难日甚。……洋人肆扰省城数年，公私扫地无余。……去年内江通商，所有洋货大宗，向由粤中转运湖广、江西者，今全数移至汉口、九江。至出口茶叶，统计闽、浙、安徽、湖广、江西，每岁不下千百万。近年闽、浙、安徽之茶全出上海，而湖南、江西之茶犹分出广东，自去岁则又并归之汉口。于是沿江各省出入经纪，从前广东所擅为利者，悉举而空之，不独海关课税因之大绌，即民间贸易亦实日形凋敝，而厘捐适于是时拨充皖、浙军饷。溢坦变价经办多年，计数约已百万，协拨广西、贵州、安徽、闽、浙各省共六十四万有奇，余并为积年军需随时动用。是广东旧办之款无一可以设措”。<《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34页。>刘坤一任粤督时亦奏称：“广东夙称富庶，今则迥异从前，其库款之空虚，几不及东南一小省。盖由晨收暮放，人少出多。综计本省地丁、盐课、厘金，每年不及三百万，而京协各饷、本省兵饷勇饷以及杂支各项，约须四百万有奇，已属不敷支解。而目下筹办海防，尚须于中随时挹注。虽近年有追缴闱姓之款，并旧料茶丝等行捐助捕费，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11，第16页。>到80年代前期，广东这种财政拮据的状况更趋严重，张树声、曾国荃等人都一再发出“度支匮乏，措注无资”、“库空如洗”的感慨。由于经费支绌，给广东开展洋务运动带来客观上的困难。虽然一些官员曾多次向朝廷呼吁，希望截留一部分协拨之饷，用于广东办洋务、建海防之用，“为本省稍留余力”，“不致自强之计徒托空言”<《张靖达公奏议》，卷4，第8页。>，但是清中央政府的财政也相当紧张，一部分调集起来的资金又多被李鸿章用于津、沪等地，所以朝廷对这种要求一直置之不理，广东的财政困难也始终未能缓解。 （三）“动为各国洋人所牵制”。广东毗邻港澳，外国政治、经济、文化势力都比较强大，这对开展洋务运动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因为外国侵略者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对广东的海防建设、近代军画工业的发展都存有戒心。同时大批外资企业的活动和外国商品的输入，也使广东发展新式企业从一开始就面临激烈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例如1876年刘坤一用8万元从英人手中购得黄埔船坞，准备用来修造军舰，但英人出售时“订约二十五后始准修造舰艇”<《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18页。>，致使买下的船坞和厂房长期搁置，不能发挥作用。还有像广东的航运业，这一时期基本上被英美的轮船公司所控制，中国人自办的轮运业很难插足，都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所析：第二、第三两点属于客观的不利因素，而造成广东洋务运动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仍在于第一点，即主政官员办洋务的决心、魄力与才干。如果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好，客观上的不利因素也并非完全不可克服，下述80年代后期张之洞督粤期间广东洋务运动获得的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 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经营 张之洞原为京师清流派健将，以抨击是弊、直言敢谏而著称，80年代前期出任山西巡抚时，思想开始向洋务派转化。1884年7月他就任两广总督，首先经历了中法战争的筹防抗敌实践。战后他总结中国“受制于敌”的教训，认为原因是“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第16页。>，“历年设厂购船，仅开期端，未畅其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3，第1页。>，主张大力推进洋务运动，加速“求强”、“求富”的步伐，在广东开始大规模兴办洋务，其主要内容有： （一）加速建设广东水师。广东水师是清军水师中最早从国外购买和使用轮船者，但是后来一直发展缓慢，到80年代前期，虽拥有大小轮船二十余号，但“原为本省捕盗缉私而设，船炮俱小，皆不能驶行重洋、捍御大敌”<《洋务运动》（二），第518页。>。张之洞莅粤后，鉴于这种“六门海口内外，扼守无具”的状态，曾向朝廷提出建立粤洋海军的建议，主张将全国海军分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支，其中粤洋海军配水带铁甲船（即德国伏尔铿厂新制造的半身铁甲舰）三艘、铁甲鱼雷船六艘，购船所需巨款可通过加征进口鸦片税厘解决<《清末海军史料》（上），第51—53页。>。但计划未获清廷批准，张之洞只好完全依靠本省财力来建设广东水师。在中法战争后期，他“于闱姓捐款内提洋银二十万元”，集工在黄埔设立船局，试造浅水兵轮，1885年冬制成四艘，分别取名为广元、广亨、广利、广贞。此后张之洞又筹款续造出广戊、广己、广玉、广金四艘兵轮，其中广玉、广金两艘为小型铁甲舰，各约600吨位，配备从德国购进的钢炮八门。向福州船政局订购的八艘军舰造成并交付广东水师的有四艘，被分别命名为广甲、广乙、广丙、广庚。到八十年代末，经张之洞的建设，广东水师已拥有军舰二十余艘、小型炮船十多艘以及鱼雷艇若干，战斗力有了一定的增强。 （二）整顿广州机器局和创建石井枪弹厂。广州机器局自建立后一直规模狭小、成效甚差，内部管理不善。张之洞上任后对该局进行“确查”，认为“机器一局实为今日海防要务，但有扩充，断难裁撤”，因此决定对其重加整顿，将聚贤坊之机器局合并入城西增步之军火厂，“拓地增屋，统名为制造局”，并且“将所有旧日冗滥员绅概行屏退，重定规章、遴选员匠、参酌神机营及津沪各局章程，立为考课、工艺、察核、料价之法，申严赏罚，实事求是”<《洋务运动》（四），第382页。>。接着他又在广州城大北门外之石井墟购地三十亩，建造新的枪弹厂一座，安装从上海德商泰来洋行购得的制造枪弹机器两副，于1887年6月开工，可制造毛瑟、马梯呢、士乃得、云者士四种子弹。这个枪弹厂后来被称作制造西局，而原制造局被称为东局。 （三）筹建广州枪炮厂。张之洞认为：“广东地方，边防海防胥关紧要，枪炮一项最为急需。”<《洋务运动》（四），第383页。>从1888年开始，他便在广州筹建一座新的大型枪炮厂。为此，他一面同清朝驻德公使洪钧联系，向德国订购能制造新式连珠快枪和克虏伯过山炮的机器，一面在省内向文武官绅和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张之洞在筹建广州枪炮厂的奏折中声明，“此事系由外筹捐”，“不动库款”，并强调指出，“外洋枪炮造法日变日新”，广州枪炮厂采用西方制造枪炮的最新设备和技术，建成后“当可使水陆军容肃然改观。若经费充裕、成枪迅速，不独广东军营取给不穷，并可协济各省”<《洋务运动》（四），第385页。>。对于建厂地址，张之洞也已选定广州城西北四十余里之石门，准备依照德国图纸动工兴建厂房。 （四）筹建广州炼铁厂。张之洞在广东，对于兴办关系国计民生的近代民用企业也十分重视。他曾说：“通商以来，凡华民需用之物，外洋莫不仿造，穷极精巧，……土货日少，漏溢日多，贫弱之患，何所底止！近年各省虽间有制造等局，然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臣愚以为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从这种“抵洋”思想出发，他在广州积极着手筹建炼铁厂、织布局等，其中炼铁厂属张之洞首开其端的我国重型工业部门。张之洞对采矿与冶炼业一向颇为重视，中法战争刚结束，他就曾向清政府提出“开地利”建议，并在广州设立矿物局，“招商试办”冶炼。后来他通过调查发现，广东洋铁进口数量一年比一年增多，究其原因是因为洋铁“向用机器，煅炼精良，工省价廉”，而土铁则“工本既重，熔铸欠精”<《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所以土铁竞争不过洋铁。因此他奏请在广州自设炼铁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以“杜外铁之来”<《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在此之前，他已通过清朝驻英公使刘瑞芬向英国谐塞德公司铁厂订购了日出生铁一百吨的熔铁大炉两座，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价值83500英镑，议定在十四个月内将机器分五次运粤，并且分别向英、德两国聘募了矿师和技工。炼铁厂的地址，选定在广州城外珠江南岸的凤凰冈，“俟绘就厂图寄粤，即当赶紧建造”。关于这个厂的举办方式，张之洞初步确定为“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 （五）筹建广州织布局。张之洞还着手在广州筹建机器织布局。为此他与驻英公使刘瑞芬反复电文磋商，考究机器价值及建厂、设局办法，并将在中国最流行的七种布样附同国产棉花寄往英国工厂试织，最后决定以采用国棉为主，适当搀用洋棉作为原料，让刘瑞芬在英国代为订购了织布机1000张，配齐纺纱、染纱、轧花、提花各项机器，以及汽炉等件，共价84832英镑，预计全部机器在1890年秋冬可分批运抵广州。织布局厂址拟建在广州河南，办厂方式也像炼铁厂一样。对于广州织布局，张之洞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奏折中写道：“现计中国织布商局仅有上海一处，经营十余年，尚未就绪，若粤省开设官局，营运有效，再能推广于沿江各省，悉变洋布为土布，工作之利日开，则漏厄之害日减。……本务长策，无逾于此”。<《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 （六）创办广东钱局。张之洞目睹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市场，造成“利归外洋，漏厄无底”的严重现象，遂积极筹划机器铸币。1886年，他向驻英公使刘瑞芬了解外国机器铸币的技术和机器价格、购置手续等。次年2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创办广东钱局的奏报表示：“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9，第25页。>。随即向英国伯明翰尧敦造币机厂订购了铸钱机器全副并附铸造银元大号机器四架及镌刻各种钢模，共计用银子31万5千余两。同时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买地建厂。1889年5月，广东钱局正式投产，首先铸造制钱“光绪通宝”，每日约可成钱5百缗。不久，又开始铸造银币，分为一元、半元、贰毫、一毫、五分共五种。这是我国使用机器大规模铸币的开始。 （七）兴办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增设“洋务五学”。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是大力发展洋务教育事业。他在张树声所建“实学馆”基础上，改建“博学馆”，用以教授“西艺”。1887年又将“博学馆”扩建，并改名为“水陆师学堂”。额定招收水师、陆师学生各七十名。水师学生一律学习英语，下分管轮、驾驶两个专业；陆师学生一律学习德语，下分马步、枪炮、营造三个专业。学习期限为三年，采用课堂教学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习方法，聘有洋教习数名、汉教习十多名，其中包括首批留学美国归来的詹天佑等人。广东水陆师学堂规制、课程、校舍都较完备，堂外还附设管轮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等，还专门调拨了“广甲”轮船作为水师学生练船，规定学生在三年中分六次出洋，巡航中国沿海和南洋、东洋各国。这可以说是一所初具雏形的近代军事学校，它也是张之洞大办洋务教育的开端。 1889年，张之洞又在该堂增设“洋务五学”，即矿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公法学五门新的学科。他认为这五门学科“确有实用”，“皆足以资自强而裨交涉”<《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8，第9页。>，因此特意通过驻英使馆从英国聘雇这几门学科的专门教习来粤，计划每科招收三十名学员。这说明张之洞已不满足于办军事学校，而准备把洋务教育扩大到理工农科和国际法专业。 以上所列，仅为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之荦荦大端者，并非全部，但从中已足可看出，张之洞与洋务运动时期历任粤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办洋务的决心大，不等不靠，积极主动。以经费问题而言，这是长期困扰粤省主政者的一大难题，历任官员中不是没有洋务派人才，也不是完全不想举办洋务，但却往往因为经费困难而却步。张之洞到广东后，同样面临着这个难题，他呼吁清中央政府给予支持的希望落空后，并不气馁，而是设法自筹资金，千方百计也要把洋务搞上去，制造浅水兵轮、筹办广州枪炮厂，张之洞采用向省内官绅、盐商派捐的办法，于1886—1888年三年内筹资八十万两银子，后来又准备续捐三年，以充购机建厂的经费。筹办广州炼铁厂、织布局，虽然明知“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库帑支绌，官本亦属难筹”，但他认为“若坐视其难而不为，凡事何从创始”<《洋务运动》（七），第203—205、501—502、505、203页。>，所以决定向“闱姓”商人派捐，用筹得的资金购买机器及将来常年经费之用。这些办法，有的虽带有消极作用（如派“闱姓”捐使这种赌博形式合法化），但是张之洞不惜一切代价兴办洋务的决心却由此可见。第二是有比较全面的规划，不是单打一。1885年6月张之洞在向朝廷陈述自己在广东的工作规划时提出，“当时急务”有三：一是“储人才”，即办洋务教育；二是“制器械”，即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三是“开地利”，即开采煤铁、兴办冶炼业。他认为“斯三者相济为用，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1，23—24页。>。后来张之洞在广东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全盘规划兴办洋务的。在筹办近代民用企业方面，他也是轻、重工业并重。这同前期洋务派往往只注意一个单个企业比，是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三是他注意调查研究，办事比较切合实际。他在广东雷厉风行地开办洋务，但并不盲目蛮干。每上一个洋务项目，他通常都要在事前作比较周密的调查研究。例如为了筹设织布局，他仔细研究了洋布进口的数量、花色和销售情况，并将国棉寄往英国工厂试验然后才确定购机建厂。张之洞办炼铁厂，也是在调查了广东铁矿矿源、土铁生产情况以及洋铁每年进口数量等以后作出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张之洞在广东兴办或筹办的诸项洋务，一般都符合实际需要和可能，切实可行。 由于具备了上述几个特点，再加上张之洞此时颇得朝廷信任，地位稳固，使他能够较为放手地推行自己的洋务主张。广东一时间诸务俱兴，洋务运动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可以预料，如果张之洞所创办的轻、重工业和洋务教育计划都一一得以实现，广东必将在洋务方面走在全国各省区的前列，广东的近代化进程将有较快的发展。但可惜的是，1889年11月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离开了广东，而接任粤督的李瀚章，却是个很缺乏魄力和才干的人。他对于张之洞在广东筹办的几项大的洋务企事业都很不热心，一上任首先向张之洞提出将广州织布局“移机鄂省”接着又上奏朝廷，称“海疆安谧”、“所存精械足敷各营之用”，广东经费困难，“宜量入为出，不必徒事铺张”，要求将筹建中的广州枪炮厂、广州炼铁厂也都“量为移设”<《洋务运动》（四），第388页；（七），第208页。>。结果这三个重要的企业全移往湖北，在张之洞继续经营下成为当地的工业基础（即湖北织布官局、湖北铁政局和湖北枪炮厂）。而广东自己把几个已筹建的大工厂拱手让人，一时似乎省却不少麻烦，但到头来却延缓了本省近代化的建设。还有张之洞在广东水陆师学堂内增设的“洋务五学”在他走后也未能维持多久。李瀚章先是以“经费难筹”为由，要驻英公使刘瑞芬停止了对外国教习的聘请，后来又借故将已聘来的化学教习骆丙生“咨送鄂省”，将律例教习赫尔伯特、植物教习葛路模相继辞退，“洋务五学”就此也就停办了。 这样，自张之洞离开之后，广东洋务运动复又陷入沉闷局面，一直到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结束为止。 四 历史作用与局限 以上简要考察了从19世纪60年代前期到9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在广东开展的情况，那么洋务运动究竟在广东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呢？ 首先，从广东海防建设的情况看，洋务运动的开展对于海防力量的加强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广州机器局、石井枪弹厂的兴建，还是广东水师的不断扩充，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海防、抵御外敌。中法战争期间，法军频扰广东沿海，准备伺机入侵广州而终未得逞，这同广东海防力量的加强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后来的甲午战争当中，石井枪弹厂曾向台湾抗日前线输送去该厂生产的子弹，广东水师中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战舰还参加了北洋海海军与日本的海战，这说明它们在抵御外侮中也都发挥过实际作用。 其次，从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上看，洋务运动的开展并未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在广东的产生和发展，相反倒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后者提供了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广东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对于民间办企业一般都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予以鼓励或支持。例如张之洞为鼓励商民开矿冶炼，曾奏请朝廷解除历来不准铁斤、铁器“下海”的禁令，又奏准对在海南岛集资开矿者“暂免税厘”，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商人钟星溪在南海县水藤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厂，官方给予十年专利权以予保护<《广州百年大事记》（上），1889年条。>。另外，洋务运动中所建立的广东钱局等，对广东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发展也有一定刺激作用。正因为有这些客观条件，再加上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毗邻港澳、华侨回乡投资等因素，民间商办企业在广东出现较早、发展较快。19世纪70年代，广州、南海等地已经开始有若干机器缧丝、船舶修造、机器制造、轮船运输等方面的商办企业，如陈启源的继昌隆缫丝厂、陈植榘的裕厚昌缫丝厂、陈淡浦的陈联泰机器厂、梁定荣的广德泰轮船公司等。此后，机器缫丝业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发展迅速，据有人统计，到甲午战争前，广东南海、顺德、新会、三水等地开办的近代缫丝厂累计共有88个，投资额1633190两，工人数为4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465页。>。 这是不小的数字。而同一时期，在广州、佛山、汕头、九龙、香山、海南岛等地还陆续出现一些商办的机器厂、火柴厂、榨油厂、造纸厂、印刷厂、电灯厂以及轮船公司、铜矿、银矿等。洋务运动时期广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全国居先进之列，可说是仅次于上海的一个省区。 第三，在培养近代外交、科技、军事人才方面，广东洋务运动也有一定的成效。广州同文馆历届所培养的学生，后来多数进入外交、翻译、教育、工商等界，有的颇有作为。例如首届学生左秉隆，后来随曾纪泽出使英国，曾长期担任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政绩显著，受到当地华侨的爱戴。首届学生蔡锡勇，曾随陈兰彬出使美国，后来跟随张之洞在广东、湖北兴办洋务，主持湖北铁政局等企业，被张之洞誉为“海防、洋务最为得力之员”。而广东水陆师学堂，则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海、陆军的指挥和技术人才。另外在广州机器局、枪弹厂、铸钱局等近代企业中，也培养了一批中国的匠师和技术工人。 但广东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也是相当明显的。首先，从各地洋务企事业所普遍存在的封建性通病，诸如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贪污浪费、冗员充斥、生产效率低等弊端上讲，广东的洋务企事业同样存在这类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例如创办较早的广州机器局，长期管理不善，“料价既多不实，工匠亦不足额”，以致“物议繁多”<《洋务运动》（四），第379页。>，不得不由朝廷下令整顿．广州同文馆虽是外语学校，但从建制到教学内容、管理方法上都仍受着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带有封建教育的许多特征。其次，从广东洋务运动所特有的不足上来讲，它长期发展缓慢，规模狭小，比较大型的近代民用企业基本上未能建立，这些都使得洋务运动的作用在广东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广东不仅赶不上老牌的洋务运动基地上海、天津；而且可以说是落在了后起的湖北、台湾等地后面。 由于存在着种种局限，洋务运动尽管给广东带来一定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毕竟是太小、太慢了。在洋务运动进行的时期里，半殖民地化也在中国（包括广东）一步步地加深。洋务运动尽管从主观意图上是“借法自强”，但是终未能阻止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这并不是因为“借法”不对，也不是因为洋务办得太多、太快的缘故，而恰恰是因为洋务办得不够、办得不好才造成的。广东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