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遗忘的调查报告 1939年，成都郊区“望镇”的乡民们，目睹袍哥(哥老会在四川的通称)首领雷明远，在青天白日之下，将他十几岁的亲生女，枪杀在河滩上，尸体被汹涌的河水冲走，但这冷酷的杀人案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谁是雷明远？他后面的组织有些什么秘密？为什么他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许许多多的问题都留在人们脑海中。 六年以后，即1945年，一个女大学生来到望镇，并结识了雷明远和他的家庭。通过一个多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偷偷记录了这次杀戮后面的一切秘密。70年来，她的这个记录并不为人们所知，封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大查资料时，看到这篇调查报告，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资料，便给我复印了一份。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20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这里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当我的茶馆研究结束，研究重点转移到袍哥后，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很少知道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感觉到，我可以以这个调查为基础，参阅其他文献，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因此，我决定把开始了多年关于袍哥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 我从这桩杀人案入手，充分解析这个女大学生的记录，辅助其他资料，以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历史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眼光，通过雷明远及其家庭的研究，对这个地区1940年代的环境、历史、人文、秘密社会组织、地方权力结构等等重大的问题进行微观的考察。 上面提到的那个女大学生，就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的沈宝媛。调查报告的题目是：《一个农村社团家庭》，共2万多字。导师是徐雍舜，评阅者是社会学系主任林耀华和法学院院长郑林庄。 “农村工作者” 在这个调查中，沈宝媛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农村工作者”。这正是当时许多关心农村问题的学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先驱者的自我定位。他们从一开始，就有着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的目标。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渊源上看，沈宝媛进行的这项关于四川袍哥的调查，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是与1920年代以来关注农村问题、社会学的发展趋势分不开的，也和燕京大学和社会学系开放的学风，以及左翼和共产党的影响有关。这些环境的因素对沈宝媛深入乡村的调查，都起到了推动和指导作用。 虽然关于沈宝媛的资料很少，但是我还是发现了一些她的活动轨迹。在1949年以前，她是一位左翼思想活跃的大学生，还是燕大海燕剧团的活跃分子。我还发现她的名字还出现在1945年9月29日有248名左翼文化人士签名的《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的呼吁》，包括当时或后来中国文艺界的一些名人，如叶圣陶、刘开渠、吴作人、黎澍、张天翼、马思聪、李劼人等，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无条件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基本人权。这个呼吁的发表，正是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时，想来是配合共产党关于重庆谈判的主张。后来沈宝媛到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担任劳工妇女部干事。1950年初，因停办五所妇女夜校，使千余女工失学，她与教师和干事等33人，发布《告社会人士书》，呼吁各地“共同挽救”。 但1950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见有关她活动的记载。她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媒体上，已经是2005年以后，而且基本上都是与她的父亲沈祖荣有关。这样，倒使我知道了她的出身和家世。他父亲沈祖荣，是中国图书馆学的开创者。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是中国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第一人。1920年代，沈祖荣参与发起中华图书馆协会，并作为中国的惟一代表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后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 显然，沈宝媛在1950年以后，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从网上很有限的资料看，她和她丈夫都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和她著名的父亲相比，她是默默无闻。但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她在70年前的这个调查，对我们今天了解四川秘密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资料价值。如果没有她的调查，我们将没有可能这样深入地进入到1940年代的一个袍哥家庭。 何处是“望镇”？ 作为一个社会学调查，为了保护被调查者的隐私，沈宝媛并没有使用真实的人名和地名。她在前言中写道：“因为本文是研究秘密结社与其领袖人物，故对所论及之对象无公开之必要，此为社会工作者所必须有之职业道德也。”但是，当今天使用这个调查作为历史资料的时候，弄清楚准确的地方，却是十分重要的。 沈在调查中几次提到“望镇”是出“西门”或者是在成都的“外西”。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倾向于是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崇义桥，燕京大学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农村研究服务站”。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十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迁校成都后，因地区特点和处于战争环境，给服务实习活动带来困难，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期间实习地点分为边疆、农村、城市三方面，其中农村方面，法学院在崇义桥建立了“农村研究服务处”。另外，据《燕京大学史稿》，1943年春“教育系廖泰初教授率师生在成都北郊崇义桥夏家寺建农村研究服务站。此后三年中，服务站开办农民识字班，进行民众教育与社会调查、小生产加工服务，举办两次农业科学成就展览。”服务处的这些活动与沈在她的论文中提到的她们参与的各种实践，基本上是吻合的。 据一篇回忆廖泰初的文章称，当时燕大在成都复校后，没有设立教育系，也没开设教育课，所以他便“加入了法学院的教师队伍，致力于社会研究与社会服务的同时，见缝插针地搞些乡教工作。”廖发现，成都附近农村“文化十分落后”，而且“地方上的恶势力也很大”，他选定在成都北门外崇义桥为燕大的社会系办起了一个农村研究服务站，目的之一是“为燕大法学院学生暑期实习，采集论文资料提供便利。”因此，按照这个说法，沈宝媛选择崇义作为调查地，便顺理成章了。 又据雷洁琼《燕京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三十年》：“燕大法学院接受洛氏基金会经费补助，在成都崇义桥成立农村服务研究处，服务工作分为社会调查及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法学院师生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哥老会’、‘私塾’、‘中国偏方’、‘学徒制’等多篇。”这里“洛氏基金”当是指洛克菲勒基金会。文中提到的“哥老会”的研究，我估计应该是指廖泰初1947年在《太平洋事务》(Pacific A ffairs)上发表的英文文章，而这篇文章在发表之前，廖泰初给沈宝媛做过参考。 资料对这个机构的名称说法不一，有的称“服务处”，有的称“服务站”，可能当时两种并称。由于燕大法学院在崇义桥建立有“农村研究服务站”，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到这个地方进行农村调查有许多有利条件。在沈宝媛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过在她调查的地方有“燕大的农村服务处”，应就是廖泰初的这个服务站。 沈宝媛在报告中提到“望镇”是从“西门北巷子”出城，在《成都街巷志》“北巷子和南巷子”的条目下，有这样的说明：“今天的北巷子与南巷子的位置，是清代老西门城墙外面的南北通道”。这个描述提示我再去认真研究地图，竟然发现，在成都西城门外，几乎就顺着城墙，有一条西南-西北走向的小巷，以老西门为界，以北称北巷子，以南称南巷子。这样，沈宝媛的描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出成都西门北巷子，通过平乡，再往前行，约五里路远的地方，就可到达望镇。”由于北巷子是南北走向，虽然是出成都西门，但其实出城后是往北走，而非朝西走。她说的“平乡”，应该就是崇义桥和成都之间的“太平乡”，是当时成都县的14个乡之一。她还说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这里“人烟稠密”，但是“城市与乡村混合之风”。再往前走“五里路之地，便是望镇的范围了”。从地图上观之，这就是崇义桥的位置。据雍正《四川通志》，“崇义桥铺”在成都县“西北二十里”。另外，“崇”与“望”在字义上相通，沈宝媛在给调查地取名时，可能也有某种暗示。 另外，引起我特别注意的是她所提到的平乡是“战时疏散区域”。查战时和战后的一些描述，也提到这个区域，不少著名文人，也在这里住过，或记录过这个地方。叶圣陶战时住成都，在日记中数次提到到崇义桥拜访顾颉刚：1940年11月17日“晨餐后，出南门访郭子杰，坐谈半时。郭谓将乘汽车至崇义桥赴宴，要否附车访颉刚，余欣然。遂登车，行约一时半至崇义桥，余独坐鸡公车向赖家院。”在那里逗留了一晚，次日下午，他与顾颉刚一同进城，“仍乘鸡公车，不向北门而向西门，一路有竹树溪流，颇有趣。行二时半而进城，改乘人力车。”这里叶圣陶所描述的沿途风景，与沈宝媛的文字十分接近。叶说是“竹树溪流”，沈说是“绿树成荫，小溪天成”。 崇义桥 崇义桥是一个小地方。清康熙年间崇义桥渐成集镇，过去属于成都县的一部分，成都县共辖场镇14个，崇义桥是其中之一。1950年1月解放军接管成都县后，崇义桥成为成都县辖的第二区四个乡之一的崇义乡，1952年成都县撤销，崇义乡划归新繁县。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中，改为新繁人民公社的崇义大队。1959年成立崇义乡人民公社，不久又改崇义乡为大丰乡。1965年随原新繁县并入新都县。1982年恢复为大丰乡人民政府，现辖13个村。沈宝媛来这里调查的时候，崇义桥还是属于成都县一部分的时候，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但与成都县的那些场镇——— 犀埔场、土桥场、青龙场、天回镇——— 等联系密切，而且与周围县的一些场镇如新繁县的龙桥等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要特别提到的是，由“崇义”变为“大丰”，是1959年2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崇义调查大跃进的情况时建议改名的。崇义桥是田家英的家乡，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基层干部浮夸产量、农民缺粮、饥荒等严重问题，他哀叹“崇义”并不崇义。当然，他建议改名，可能是崇义已经名不符实，也可能希望这里来个大丰之年。可惜，对真相的探索，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以自杀来向当时对他的不实指控进行抗争。其实，从沈宝媛的调查，到田家英的调查，中间也不过就是14年的间隔。历史经常令人唏嘘，虽然中间有改朝换代，但是对于试图远离政治，渴望和平安定的小民来说，历史的悲剧，却又换了一种形式重新上演。 如果我们再追踪远一些的历史的话，还会发现崇义也是一个移民的世界，这是川西平原各县乡镇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以来，崇义场便有不少会馆，都是清初来川开垦的外省籍的后代先后兴建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修文武庙，称湖广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修南华宫，称广东会馆；乾隆五十八年(1793)修楚南宫，称江南会馆；嘉庆二年(1797)修三圣宫和嘉庆八年(1803)修万寿宫，称江西会馆；嘉庆二十年(1815)修帝主宫，称黄州会馆；道光二十年(1840)修三元宫，称陕西会馆；咸丰二年(1852)修火神庙，称省会馆。崇义场先后修建七座会馆，其中广东会馆、江西会馆为客家人的会馆，说明客家人在当地占有一定的比例。 王庆源在1944年调查川西平原的茶馆时，“在崇义场(成都北门外的一个乡下集镇———原注)三十几家茶铺中”，“发现十几家门口有旅馆的标志。”这里透露了更多的崇义桥信息。小小乡场上，竟然有30余家茶馆。其实许多成都平原上的茶馆，就是袍哥的公口所在地。据沈宝媛的描述，雷明远一天到晚都是在茶馆里面耗着。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王庆源到崇义桥调查茶馆时，雷明远也可能在那里，他们面对面的碰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崇义桥的日常生活 作家铁流写过一部长篇自传体的纪实性作品，展示1949年后的日常生活和他自己的坎坷经历，其中包括他对家乡崇义桥的回忆，使我们对崇义桥的乡村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细节了解。 他说他们家是个穷家小户乡下人，1930年代后期才搬到成都。老家便是崇义桥乡高家巷村，距成都二十里。可以想象，他在家乡的时候，也正是雷明远作为袍哥舵把子风光的时候，崇义毕竟是小地方，说不定他们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在某件事情上，还有过交集呢？他说那里的庄稼人，并不经常去成都，但是崇义桥农民一般去附近的三个乡场赶场，即崇义桥场，逢二五八，距家五里；天回镇，逢三六九，距家九里；两路口，逢一四七，距家十二里。由于崇义桥最近，去得最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期安排都是错开的，如果农民和小贩想赶场，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只不过按照日期选择而已。“赶场天一街是人，叫卖叫买，乱哄哄闹喳喳，人挤人肩擦肩，煞是热闹。乡下人卖的多是鸡鸭蛋，差急钱时才去卖点粮食；买回的东西多半是油盐酱醋，花布洋布之类。女人们多半是将平时织的网兜，每半月拿去找庒头(又称贩子)换点钱，以做零用。” 他回忆战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成都，警报器装在四个城门的城墙上，只要日本飞机一被发现，就开始报警，城里人携老扶幼，没命地往乡下跑，“钻树林藏坟坝，到处是人”。当时铁流的家人刚搬到成都，但是由于成都不安全，还是送回乡下老家崇义桥，寄居在二伯家。由于不能在家吃白饭，就帮二伯做一些田里活。在乡下躲警报的那段日子，使他对老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是一座品字形院子，有四间住房，外加两个横厅、一个下屋、一个装稻谷的仓屋，外加磨房、牛圈、堂屋。院子四周是泥坯墙，院子后面是茂密的竹林，竹子又多又密，四季阴凉。每隔三五天，他都去竹林里收集落叶，背回厨房当柴火。厨房特别大，灶台上有三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炒菜，一口煮猪食，灶口前挂有一个吊壶，随时都有热水用。柴房里堆着菜秆、麦秆、胡豆秆以及树干树枝，烧过的草木灰是非常好的农家肥料。院子前后都有小河沟，后面那条是从董家堰流下的，清凉的水围绕竹林缓缓流着，还有一小段进入了竹林，上面放几块石板，作洗衣服之用。 进入袍哥的家庭 沈宝媛选择的这个题目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从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调查的内容看，这个题目可以说是最难的之一。大多数调查都是行业、经济、生活方式、风俗等等，一般被调查的对象没有敏感和排斥，在提供信息方面的顾虑要少得多。但是对袍哥的调查却不一样，民国时期这个组织其实是半公开的，但是毕竟是政府明令取缔的，而且这个组织内部有一套严密的帮规，违规可能受到惩罚。当然，沈宝媛的这个调查也有有利之处，特别是离成都很近，不像她的老师林耀华，1943-1945年间三次到小凉山、西康等地都是路途遥远，千辛万苦，有若干次险遭生命之危险。费孝通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考察，妻子遇险而亡，更是业内知晓的悲惨故事。正是由于距离不远，沈宝媛即使是在考察结束后，还可以与主人翁的家庭保持频繁交往。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期的继续交往，这个调查的质量，就可能要大打折扣了。 从沈宝媛自己的描述看，她在下乡之前要调查什么具体内容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当她来到乡村，却发现袍哥是无处不在，而且当人们需要了解地方权力关系的时候，袍哥正是这个关系的中心。结果地方社会的这个现象，引起了她“对此种会社研究的兴趣，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搜集有关的材料”，这也是她“作此文的正式动机”。沈选题的过程也证明了，袍哥在地方社会强大的势力。可以这么认为，要了解1940年代的川西平原的乡村，不对袍哥进行深入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虽然沈宝媛声明这个调查是学术的，但很难说沈宝媛的这个调查完全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当时燕京大学学生受到共产党很深的影响。当时的燕大学生，除了受那些社会学和人类学老师们的影响，也是响应共产党到农村去的号召。1944年10月15日，各大学的进步分子在成都北门的文殊院开会，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其中包括燕大的地下党学生。1945年春，“民协”又组织了青年学生到农村，与农民接触。各校“民协”利用暑假组织同学参加“农村工作队”，到成都附近的农村，送医送药、举办夜校、宣传抗日、进行农村调查，了解租佃关系。燕大的党员通过“民协”认真组织了这次活动，使参加活动的同学初步体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据《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有的同学表示：“一个月的农村生活，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农村的实际教育了我，使我下决心一生走革命的道路”。因此，虽然我没有发现直接资料说明沈宝媛的这次考察是共产党组织的，但是可能也存在某种联系。 她和同伴们的工作首先从打好基础开始，先和乡民们建立“友谊的交往”，尽量先了解“农村生活的概括，农民家庭的情形，地方势力的梗概等”。他们知道，要真正了解这个地区“地方势力”的情况，还必须从上面着手，打通“地方关系”，因此他们先拜访了“地方首长们”，先做自我介绍，以“作为对工作的引见”。他们首先需要拜访哪些人呢？乡亲们告诉他们必须拜访本乡乡长、保安队长以及保甲长的绝大多数，而这些人“多属于‘入社会’的人物”。这里的所谓“入社会”，就是加入了秘密社会，或者秘密会社，即那些“本地袍哥内的首长分子”。她就是这样有机会认识了这个调查的主人翁、保安队长雷明远。雷就住在离燕京大学暑期活动办事处不远的地方，“是当地社会上的人物”。 沈宝媛更多的是通过雷明远妻子——— 她称之为“雷大娘”———来认识这个家庭的。她说雷大娘为人“精明厉害”。由于雷家的女儿和儿子都报名参加了他们的农村补习学校，有了这一层师生关系，使她有更多机会去接近和了解他们。因此，她想从这个家庭“作为对袍哥社会研究的开端”。每天上午是补习班上课时间，学生都是农民的初中及小学程度的孩子。这个倒是说明了，当时农民的孩子已经普遍有机会上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农村的孩子家庭负担都很重，放学后都是要帮助家里劳动，比如田里拾稻麦穗、打猪草、打柴、带弟妹等等，加之缺乏家庭辅导，因此学习上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困难。当下乡的大学生提供这样的暑假补习，这对农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非常欢迎。雷家夫妇还热情帮助学校，所以沈说，“我们补习学校的筹办仰赖于雷家夫妇的许多助力”，例如向当地小学借桌椅，搬抬桌椅等都由雷家夫妇经手，另外他们成了“学校的义务宣传员”，并且还在课余，当学校人手不够的时候，帮助管理那帮学生。虽然，沈觉得他们的管理方法“不很得当”，但是他们的协助的确给了他们工作上的“极大的助力”。 虽然雷明远是一个大老粗，但是“他相当尊崇读书人”，对于沈宝媛等几个在乡下服务的学生更表示“极端的友善”。他津津乐道地和这些年轻人谈到枪炮和军事方面的知识。他有一支勃郎宁手枪，每天用油布仔细擦拭。他的枪法极佳，还时常教学生们射击。这支枪跟随他将近20年了，他曾经用它“杀死无数条生命了”。 他们的参与对沈宝媛的调查和论文“有决定性的作用”。她每天下午便进行调查，拜访各方面人物，晚上整理工作日记。她逐步发现，应该把论文的范围限定在“这个家庭”，把这个家庭“作为中心”，来了解袍哥的世界，因此，她注意的焦点也就集中在“收集及整理雷家的材料方面”。沈宝媛的这个调查限定，对我看重这个资料和能够撰写这本书是至关重要的。其实，虽然我们说袍哥资料不系统，寻找有一定困难，但是谈袍哥，或者是一些地方的著名袍哥首领，或者他们所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些资料还是能够找到的，特别是从地方文史资料中。而沈的这个调查的独特之处，就是能够进入他们家庭的内部，在轰轰烈烈的后面，了解他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虽然在访谈的开始，沈宝媛还是遇到一定的困难，毕竟袍哥是一种带有秘密色彩的社团，其成员并不是可以开诚布公地讲出他们自己的故事，调查工作可能面临“地方势力的阻挠”，所以调查的策略就非常重要。她尽量把调查变成日常的聊天，通过对袍哥的“有意无意的询问”，来得到他们“全盘真诚的回答”。例如她有时故意询问雷大娘一些老的药方，或者在厨房中向她学习做菜，创造接近的机会，以逐渐了解这个家庭生活的情形，以及“袍哥社会的一般内幕”。她在问问题的时候，尽量运用“含蓄的询问方法，异常随和的态度”，以得到“真实的回答”。她并没有向他们说明是为了收集论文资料，而是说向他们了解这些情况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 因此，沈对自己的调查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还是充满信心的，所以她觉得对“袍哥会社有了一个清晰与整体的认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雷氏夫妇几乎成了我们经常的客人”。同时，沈也经常到他们家里去拜访他们，“在许多个漫漫的黄昏，当夕阳的光辉斜照在金黄色的稻田中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里做着客人。”由于雷的女儿雷淑英要上沈宝媛那里去补习英文，这样交往非常密切，所以雷淑英到燕京大学暑期办事处的机会非常多，她们在一个月中，“友谊建立有更深的基础”。 沈宝媛调查报告的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沈宝媛的这篇调查，在论述方面还是很表面的，毕竟只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还都比较粗糙，没有真正深入的分析和细致的论述。但是她这篇论文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她所学到的理论和方法，促使她去思考和提出问题，尽管她对这些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还是有限的，但是她所记录的资料却是非常珍贵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我的这个研究就是接着完成她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尽管这已经是70年以后了。 我们吃惊地发现，70年后的今天，我们对袍哥的了解，竟然仍然是如此的少，文史资料固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个案，但是要深入到袍哥内部，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家庭经济，没有任何其他资料能够把我们带入到那么深入的袍哥内部。尽管她在论文中希望“以社会制约的研究作为中心引索”，但是纵观调查报告，她的主线并不清楚，其实她尽量把收集的资料如实地叙述出来。作为一篇论文，这或许不能算非常成功；但是正因为她缺乏处理的资料，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它的真实性。当然，她对调查主人翁的评论，也使我了解她对他们的态度和看法。总之，作为一个了解中国秘密社会的一个历史性的文件，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其实，在我进行的研究中，我写的是两个人，一是袍哥雷明远和他的家庭，另一个人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沈宝媛。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地域、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但是由于某种机缘，使他们在1945年的夏天交集在一起，一个是被调查者和被描述者；一个是调查者和讲述者。他们两个互动，述说历史。不过，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研究看成是三个人的三种叙事，除了雷和沈外，我自己也在与他们进行对话，试图通过对沈宝媛思想的剖析，理解袍哥大爷雷明远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今天已经变得如此的遥远。因此，这本书所讲述和观察的历史有三层，首先是这个历史的主角，雷明远和他一家的活动；其次是记录他们故事的人，通过一个受过西式社会学训练的大学生的眼睛，看袍哥活动及其家庭；第三，本研究的作者用今天的眼光来看70年前的人和事，来观察当时知识分子怎样认识和看待袍哥这个秘密社会组织。 最后，回到本文开篇的问题，雷明远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生女？本文已经够长了，还是请读者直接在我即将完成的《Gowned Brothers：A Chinese Family in the Rural Secret Society，1939-1949(袍哥：一个乡村秘密社会家庭，1939-1949)》去寻找答案吧。 ◎王笛，澳门大学特聘教授，著有《茶馆：成都的小商业、日常文化与公共政治》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