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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前庄遗址是一处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址。“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说“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粮宿商城”的发现，从而为解决“前庄方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归宿。前庄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两件爵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不同层位。“前庄方鼎”与郑州杜岭、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岗时期青铜方鼎相比，其铸造工艺的原始性不容置疑。它的文化年代就绝对早于二里冈上层，当为二里冈下层遗物。 1990年初，在山西省平陆县坡底乡崖底村前庄自然村南端、黄河边一个二级台地上，群众修公路时相继发现了一批商代王室祭祀重器。其中有可与郑州商城杜岭1、2号方鼎相媲美的青铜器饕餮纹大方鼎1件、饕餮纹大圆鼎2件；和饕餮纹青铜罍1件；另有爵2件、釿1件及大石磬、陶鬲、网坠、纺轮等⑴。其青铜方鼎通高82，口50×50厘米，口面呈正方形；耳高14，腹深44，壁厚0．6，足高23．5厘米。口沿外折，方唇，沿面平直。上有一对直立于口沿上的圆拱形的竖耳，耳的外壁作凹槽状，凹槽内有三道圆拱形的凸棱弦纹。耳的内壁和侧壁均为素面。腹部直壁平底成方形，上腹部有一周饕餮纹带，正中为一组，转角处由两侧面合成一组。一周共有八组饕餮纹。腹面四周主要设有乳钉纹，两侧边各为三行，下部为五行。鼎足上粗下细、空心圆柱体。每一个足的上中部饰一周饕餮纹，共两组。足底平直，内含泥心（此鼎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前庄遗址后经发掘证实是一处商代二里冈文化时期遗址，属商代早期。关于该遗址出土的文物资料及发掘简报已在《文物季刊》1992年1期、1994年4期发表。近年来一些研究夏商考古的学者在涉及到晋南夏商考古时，无不引用或提到“前庄方鼎”等资料。但是，一些学者把前庄遗址的文化年代笼统地定位在二里岗上层⑵，不仅大大的降低了“前庄遗址”在殷商文化研究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而且湮灭了“前庄方鼎”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 笔者想就“前庄方鼎”的历史归宿和年代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史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毫，从先王居作《帝诰》。”《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迁於商。”金景芳先生认为：“昭明居砥石”的砥石为辽水发源处，即今辽宁省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⑶。邹衡先生说：“今河北省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一带即为契之子昭明迁居的‘砥石’”⑷。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昭明所居之砥石，“疑近砥柱，在今陕州”⑸。前几年，曾经使用过的山西省中学生乡土教材上说：“商的始祖契到灭夏的汤共传14代，先后迁都8次，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就在砥石，砥石就在平陆县东”⑹。 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砥石”条：“砥石，地名，未祥，或以为砥柱。”《水经注•河水》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之三门矣。山在虢城东北,太阳城东也”⑺。平陆古为虞国，战国属魏，秦为河东郡所辖，汉为大阳县。砥柱在平陆县东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砥石究竟在那里。笔者赞同“平陆县东说”和顾颉顾先生“疑近砥柱”的推测。“砥石”作为地名来讲，有可能与“砥柱”同源，所以说“砥石”的地望极有可能就在今平陆三门峡大坝以东地区-----砥柱附近。 二OO三年元月十二日，当笔者带领的考古调查小分队，深入到三门峡大峡谷沿黄河北岸进行调查时，意外的在与前庄遗址搭界的粮宿村东部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城址。该城址北高南低，东西宽200余米，南北长300余米，总面积6万平方米以上。城垣现发现东、西、北三面。城垣北墙保存在地面上的长约170米，宽6---12米，残存高度2---5.5米。 墙体采用分段版筑，每段长约2.3---2.7米。夯层平且匀称，褐红色粘土与黄沙土质掺和，土质坚硬，孔隙很小，夯层厚4---7厘米，夯窝小而密集，圆形凹底，直径约5厘米。“粮宿商城”的发现，从而为解决前庄遗址出土的饕餮纹青铜方鼎、圆鼎等商王室重器找到了归宿⑻。后又扩大调查范围，先后在粮宿商城东5公里又发现了鱼林遗址，在前庄遗址西约2公里处发现了大祁遗址，这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与前庄遗址相同。 但“前庄方鼎”究竟属什么年代，为何人所用，仍然是一个谜。粮宿商城，虽然面积不大，筑城技术上既与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湖北盘龙城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文化内涵与前庄遗址基本一致，其年代当为商代前期无疑。据此，笔者认定：“粮宿商城”当年的主人就是前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的主人。准确一点讲，以粮宿商城为中心，西至砥柱，东到鱼林，这大约15公里范围之内的沿河一带，就是昭明当年所居“砥石”的区域，“粮宿商城”便是“昭明之都”。这些商王室重器为“粮宿商城”主人所用是肯定的，但主人肯定不是昭明。因为在昭明时代，商先人肯定还造不出这样精美庞大的青铜器。如此情况下，只能有一种解释：这就是说，距今3900年前，当昭明携带早商部落从蕃（山东滕县）迁到砥石居住一段，又从砥石迁到商（河北漳河）一带后，他当年所率的早商部落仍有一部分留居砥石。准确一点讲，“粮宿商城”始筑于昭明，但兴盛时期并非为昭明所居。当商汤王正式在中原建国安邦后，砥石这里的商部落作为商王公贵族先祖的直系后裔，理应享受商王室的一切礼遇。所以说，商王室所用的重要礼器这里也有，王室经常举行的祭祀活动这里也同样举行。青铜大方鼎、大圆鼎、大石磬在前庄遗址的出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在“前庄方鼎”等文物发现之初，就想借这批铜器是群众修路挖出来为由，来否定它的历史年代和学术价值。笔者认为，不管前庄方鼎、圆鼎等文物以一种什么方式出土，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会因它的出土方式不同而降低。只能说前庄方鼎不是科学发掘所得，增加了人们对它研究的难度，或导致人们在对它的认识时间上有所推迟。有学者认为：“前庄方鼎”等这批铜器“其准确时代应定在二里冈期第三段第Ⅴ组到第Ⅵ组之间，而更接近于第Ⅵ组”⑼。笔者不同意这一看法，认定“前庄方鼎”是国内目前发现年代 最早的商王室重器，它的文化年代不属二里冈上层，而是二里冈下层。 其理由如下： 一、前庄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两件爵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不同层位。 关于前庄遗址的发现与确认，笔者虽不能说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是在青铜大方鼎和另外两件青铜爵未出土之前，笔者就赶到了前庄遗址，查看了先期出土的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和青铜罍及大石磬、陶鬲、网坠、纺轮等的出土现场及层位。而且在后期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过程中，笔者曾多次陪同有关专家到现场考察。准确地讲：前庄遗址出土的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两件爵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不同层位。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出土于饕餮纹青铜大方鼎与两件爵的上层。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发现出土在先，埋藏深度距地表4.5米左右。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发现在后，埋藏深度距地表5.7米左右，且距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文物的出土位置偏东南5米左右。属该遗址商代文化层的2G层，即最底层。而在当年所进行的抢救性清理发掘过程中，由于发掘面积很小（100平方米），从2G层中并未发掘出其它陶器，所以，现已公布的前庄遗址的考古资料中多为二里冈上层遗物，真正能佐证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的器物几乎没有。故也就无从认定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的文化年代。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饕餮纹青铜大方鼎及两件爵既然在埋藏地层上早于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罍等其它出土物，那么，非此即彼，它的文化年代就绝对早于二里冈上层，当为二里冈下层遗物。 二、“前庄方鼎”与郑州杜岭、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商代二里岗时期青铜方鼎相比，其铸造工艺的原始性不容置疑。 大家知道：商代前期的方鼎，器体正方形。立耳外侧作曲槽形，兽面纹以单线为主，器壁较后期薄，腹深。而郑州杜岭、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青铜方鼎，虽都留有商代早期方鼎演变过程中的痕迹，但这些作品都是造型准确，工艺精湛。无论从器形特点上看，还是从制作工艺上看，都不具备原始性。杜岭1、2号方鼎皆为斗形方腹，立耳，圆柱形空足，腹饰饕餮纹和乳丁纹。1号鼎高100厘米，器口62.5×61厘米，重86.4公斤。2号鼎高87厘米，器口61×61厘米，重64.25公斤。郑州南顺城街1、2号方鼎平面都作正方形，口沿两侧部位有竖立的两个环耳，腹下四角为四条直立的上粗下细的圆柱形足。腹身均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饕餮纹都作带状分布于鼎腹上部、乳钉纹饰于鼎腹的两个侧边和下部⑽。而"前庄方鼎"从器形特点上看，口面正方，鼎腹较深，立面呈长方形，而鼎足短矮，不成比例。其花纹饕餮纹凸棱弦纹都是单线条，比较呆板。从制作工艺上看，粗造，且器体轻薄，虽高82厘米，但重不足40公斤。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刚先生和山西省文物总店范洪先生研究，前庄方鼎 其铸造过程为：先铸耳、足、口沿，腹部则先铸四周四根转角立柱（边框），再铸横框，然后将四周四根转角立柱（边框）联接在一起，成方框架子。在铸造平底时，和鼎足联合。再下一步，铸造腹部正中的方块和正面的饕餮纹带和乳钉纹带，最后将口沿、立耳和鼎的整体合成浇铸在一起。由于其工艺粗陋笨拙，范与范之间的缝子接合极不平正，高低不平，出现漏液。故现在我们除了在鼎的正面和内侧看到三次分铸及多次浇铸铜液重叠的痕迹外，还可看到一些补铸或加固痕迹。其口沿转角处有防止铸接开裂而增加的铸铜转角铸条⑾。正如陶正刚先生所云：“前庄方鼎”其“铸造方法极其粗糙，富有原始性，犹似搭积木一样拼装合成在一起，由多范分体铸造”，“是先人在铸造青铜器大件时的雏形”。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看，一种新工艺、新技术的产生和随之一种新形器物的问世，从其雏形出现，到其成熟阶段，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短则上百年，长则几百年，关于郑州杜岭、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商代方鼎，未见有学者从铸造技术角度进行研究。从相关资料进行分析，1996年2月郑州南顺城街出土的1、2号方鼎其年代应早于郑州杜岭1、2号方鼎，前庄方鼎的年代又早于郑州南顺城街1、2号方鼎。郑州南顺城街商代铜器窖藏的年代大致为商代二里冈上层二期，即白家庄期。笔者认为：虽然该窖藏的年代为二里冈上层二期，但该窖藏出土的1、2号方鼎的铸造年代至少在二里冈上层一期。如果把“前庄方鼎”作为商王室重器的第一代产品看待的话，那么，郑州南顺城街窖藏出土的1、2号方鼎就应该是商王室重器的第三代产品，郑州杜岭1、2号方鼎就应该是商王室重器的第四代产品。郑州二里冈下层碳素断代为：公元前1500年。即当为“前庄方鼎”距今的年代。若从时间上推算，郑州杜岭1、2号方鼎要比“前庄方鼎”晚100年左右。而前庄遗址出土的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及罍与郑州杜岭1、2号方鼎年代大致相当。即也与“前庄方鼎”晚100年左右。郑州南顺城街1、2号方鼎要比“前庄方鼎”晚70年左右。郑州商城学界公认是“汤都郑亳”，“前庄方鼎”既为二里冈下层底部遗物，其当是商汤时期王室分送给“砥石”王爷的祭器。前庄遗址出土的两件饕餮纹青铜大圆鼎等虽年代稍晚，但仍为商汤王以后，某王在位时王室所为。 注释： ⑴卫斯：《山西平陆发现商代前期遗址》 1990年3月29日《中国文物报》第一版。 ⑵秦小丽：《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冈文化的陶器演变研究》《考古》2006年第2期。 ⑶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1978年，见金景芳网页。 ⑷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 月版。 ⑸顾颉刚：《殷人自西徂东札记》、《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⑹山西省教育厅编写的中学生乡土教材，《历史》补充教材，1993年印行。 ⑺《水经注•卷四河水》、岳麓书社出版、1995年1月版。 ⑻卫斯：《商"先王"昭明之都"砥石"初探》《古都研究》第二十辑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⑼张崇宁：《山西平陆前庄商代遗址分析》、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 ⑽宋国定等：《商代王室重器在郑州重见天日》《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头版。 ⑾陶正刚、范洪：《山西平陆前庄村商代遗址及青铜方鼎铸造的研究》2004安阳中国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原文载《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2期） （作者电子信箱：sivvei@yahoo.com.c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