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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夏文化是夏朝时期创造的文化。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考虑何为夏文化，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新砦期文化是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夏文化。但是，近年来最新的考古研究动向告诉我们，新砦期文化并不是早期夏文化，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应当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新砦期出土陶器  濮阳马庄遗址出土陶器 新砦期文化不是早期夏文化 目前，通过大量的碳14测年数据，我们得以确定二里头文化是晚期夏文化。那么，二里头文化来自哪里，即何处是早期夏文化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我们一直没有弄明白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后来，考古学者在河南省新密市的新砦遗址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特征明显早于二里头文化，但又具有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某些特征，于是，一些学者就认为它是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并将它命名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同时认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与二里头早期（一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其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新砦期为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赵芝荃：《试论二里头文化的源流》，《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这样，大多数考古学者自然就把新砦期文化作为早期夏文化来看待。然而，张雪莲、仇士华等人对新砦遗址最新的测年数据显示，它的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790—前1720年（张雪莲、仇士华：《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我们都知道夏王朝建立于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公元前2100—前2000年之间，这样看来，新砦期文化肯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它距夏王朝的建立最少还有130余年的时间。那么，新砦期文化从何而来，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成为探讨早期夏文化的关键。 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新砦遗址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同时，在巩义花地嘴遗址发现了属于新砦期文化的牙璋、玉璧以及带神秘彩绘图案的大型陶器，这使新砦期文化的考古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又开始将探索早期夏文化的目光聚焦在了新砦期文化上。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新砦期文化中有很多陶器与豫东河济地区的陶器相似，新砦遗址的发掘者就认为：“豫西新砦期文化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元素来自王油坊类型，如子母口瓮、子母口鼎、侧装三角形鼎足、V型镂空鼎足、深腹平底盆、圆钮和倒圈足钮折壁器盖等，占陶器总量的25％左右。”（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我们把豫东、豫北、冀南、鲁西看作一个区域——河济地区，那么新砦期文化中的很多器物就来自于这一区域。这样看来，早期夏文化就要到河济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 龙山时代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 早于新砦期文化，而又与它紧密相连的时代，考古学上称为“龙山时代”。其实，在龙山时代，河济地区本身就存在着一个统一强大的文化系统。由于该文化最早是梁思永先生1931年在安阳后岗遗址的第二文化层中发现的，所以后来的考古学家便把这类文化叫做“后岗二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南麓和东麓的黄河、古济水两岸，在西到济源，东至山东菏泽，北到冀南，南达开封以南的广大区域内，其文化的面貌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陶器主要以夹砂灰陶、夹蚌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另外也有一些磨光黑陶、磨光灰陶、泥质棕灰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等。陶器的纹饰，夹砂陶以方格纹为主，篮纹、绳纹次之，泥质陶以篮纹为主，弦纹、刻划纹和指甲纹比较盛行。主要的陶器器类有罐、甗、斝、鼎、甑、瓮、盆、刻槽盆、钵、圈足盘、豆、壶、觚、杯、鬶、子母口瓮、碗和器盖等。 后岗二期文化遗址众多，仅在河南濮阳、安阳、新乡、开封以及山东菏泽、聊城等地，就已经发现一百多处，而且还有大量遗址掩埋在多次泛滥的黄河淤沙下。目前，考古学者已经对安阳后岗、汤阴白营、辉县孟庄、濮阳马庄、新乡李大召、菏泽安丘堌堆、杞县鹿台岗、永城王油坊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另外，后岗二期文化中还发现了不少城址，它们分布集中，形成了城邦林立的宏伟景象。目前，在太行山南麓的新乡、焦作等地，已经发现有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和温县徐堡三座城址；在太行山东麓的安阳、濮阳等地，发现有后岗、柴库、高城、戚城四座城址。 从这些遗址和城址的数量和分布情况来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后岗二期文化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无论从聚落的数量、大小方面，还是从聚落内文化遗存的多寡方面，这个聚落群都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这是当时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与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早期国家存在的“都、邑、聚”的社会结构相吻合，而之前的酋邦社会尚不是这样。所以，在后岗二期文化时期，或者保守点说，在后岗二期文化的晚期，河济地区是存在一个文明古国的。 后岗二期文化中发现的夏都帝丘和原城 从我国早期的文献记载中，我们知道夏朝曾多次迁都。考古学家为弄清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这些年，我们在河济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中找到了夏都帝丘、原城的大体位置。 帝丘是夏王朝第五任国王相的都城。《左传》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左传·僖公三十一年》云：“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叔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意思是鲁僖公三十一年冬天，北方的狄人围攻卫国都城楚丘，卫国人无力抵抗，于是就将都城迁往帝丘，而且通过占卜，知道可在帝丘建都三百年。迁都帝丘后，卫国国君成叔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祖先康叔对他说：“夏后相把你给我的祭物夺走了。”于是，他便命令卫国人祭祀夏后相，但是被他的臣子宁武子给阻止了。从这则故事我们知道，夏后相的都城和卫国都城帝丘是一个地方。关于帝丘的具体位置，西晋史学家杜预在给《左传》作注时，认为是在汉代东郡濮阳县。《水经·瓠子河注》也说，东郡濮阳县就是卫都帝丘，而且颛顼曾将都城从穷桑迁到这里，之后，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夏国方伯昆吾、商人先公相土又相继在这里建都。所以说，夏后相的都城帝丘，也就是卫国都城帝丘，或者说汉代的东郡濮阳县，同时也是颛顼、阏伯、昆吾、相土所建都的地方。 200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濮阳县五星乡高城村的高城遗址发现一处面积达916万平方米的春秋战国城址，通过权威专家的研究论证，一致认为它就是卫国都城帝丘。令人欣喜的是，在这座城址下面还发现有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的龙山文化遗存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同时期面积最大的遗存，也是后岗二期文化的一处中心遗址，应该与夏后相所都帝丘有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濮阳高城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3期）。 原是夏王朝第七任国王帝杼的都城。帝杼也叫帝予，或帝宁。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先居原，后又从原迁到老丘。《帝王世纪》说他在位十七年，功绩显著，能继承大禹的业绩，因此受到夏人的祭祀。关于原城的具体位置，《水经注》《括地志》等文献都说在今天的济源市区西北，而清乾隆《济源县志》更明确指出，济源县西北部济渎庙西龙潭东北的古代遗址就是原城。从1955年4月起到1999年，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这处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文化层保存好的地方有3米左右，考古出土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不少遗物形体较大、特征鲜明。从发掘的情况看，原城遗址面积在80万平方米以上，是一处以龙山晚期文化为主，又有商代、西周、战国乃至汉代文化堆积的大型聚落（袁广阔：《济源县庙街龙山文化、商及东周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专家多认为原城遗址就是帝杼所居的原（杨肇清：《原城考》，《河南省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文献记载夏王朝的其余都城和封国也多在河济地区 除了帝丘、原城以外，我国历史文献记载的夏朝都城还有禹都阳城、太康斟鄩、相都斟灌、帝宁老丘、胤甲居西河和桀居斟鄩。这些都城中，除桀都斟鄩位于豫西的伊洛河流域外，其余都在河济地区。《世本》称禹都阳城在大梁以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以南。至于斟灌，《水经·河水注》称卫国县南有古斟灌。卫国县是东汉时的县名，西汉时叫“畔观”，《竹书纪年》称“观”，也就是后来的观城县，今天的范县。因此，相都斟灌应该在今天河南范县境内，有学者就认为：“这里正紧邻卫都濮阳东北，因而相居帝丘，又复居此是很容易理解的。”（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3期）关于老丘，《春秋地名考》和《大清一统志》开封府条引《太平寰宇记》都说它在陈留县北，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以北。西河是胤甲时期的都城，胤甲，有的文献也称帝廑。《史记索隐》说西河在卫地。《彰德府志·地理志》引《隋经》称安阳有西河，在羑水南，也就是今天的汤阴县。《吕氏春秋·音初篇》说西河就是殷王河亶甲所都的相，位于今内黄县东南。总之，西河位于今汤阴至内黄一带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朝的姒姓封国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戡戈氏。而夏王朝的异姓封国，从文献中我们见到的主要有葛氏、韦氏、顾氏、昆吾氏、有虞氏、有鬲氏、有仍氏等。这些姒姓封国及异姓封国也多在河济地区。其中，有扈氏在今郑州以北黄河北岸的原武一带，斟寻氏在今山东省潍坊市西南部，费氏在今山东鱼台县境内，杞氏在今河南开封杞县境内，缯氏在今山东临沂县境内，辛氏在今山东菏泽境内莘冢集一带，斟戈氏在河南开封和商丘二地区之间，葛氏在今河南宁陵县境内，韦氏在今河南滑县境内，顾氏在今河南范县境内，昆吾氏在今濮阳一带，有虞氏在今河南省虞城县境内，有仍氏在今曹县西北，有鬲氏在今山东德州境内。 结合文献记载和最新的考古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新砦期文化不是早期夏文化，由于新砦期文化继承了后岗二期文化的很多因素，所以后岗二期文化才是早期夏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率先步入了文明社会。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1月30日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