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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楚是两周时期中国南方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有重要地位。研究楚文化与楚史还离不开荆族。本文就楚与荆之别、西周时期的楚、荆地望及其文化关系等作了探讨。 关键词：西周 楚 荆族 地望 文化 商周金文和先秦典籍中关于国或族的称谓有“楚”、“楚荆”、“荆楚”、“荆”、“荆蛮”之名，其中“楚”应指芈姓楚国族，现无疑义，至于其他称呼，或以为全指楚国或楚族，是其不同的称呼，或认为并非全为楚国或楚族之称，有的应该指荆族，并涉及楚、荆地望及文化关系等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就楚与荆之别，西周时期的楚、荆族地望及其文化关系等作进一步探讨。 一 综观先秦典籍，多将芈姓楚国之号常称为“楚”，有的时候也称“荆”，也有少数典籍如成书于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韩非子》将芈姓楚国之号常称“荆”，有的时候也称“楚”，而汉及以后的文献中常称之为“楚”。迄今为至的有关研究中，流行的观点认为前引称号应指楚国或楚族，甚至有“荆”为楚国本号说[1]。如果这些都为楚号，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楚国的本号到底是什么？是“楚”还是“荆”？还是其他称号？而很多问题的讨论，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依据大多数先秦典籍的有关记载，楚国的本号当为“楚”，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毕竟还有不同的说法，故此略加辨析。 在有关典籍中，楚国国君及上层贵族自称为“楚”，未见称“荆”或其他称呼，有关楚国君自铸的铜器更是如此，从现知西周时期的楚公钟[2]和戈[3]、楚公逆钟[4]，到战国时期的楚王铜器，无不自称为“楚”；在非自称之名中，陕西周原出土的西周早期甲骨卜辞中有“楚子”[5]之名，这是周人对楚君明确的称呼，而且时代较早，这些足证“楚”为楚国本号，而前引其他称呼应不会是楚的本号。 上文提及，《吕氏春秋》、《韩非子》将芈姓楚国之号称常“荆”，有的时候也称“楚”。为何这两书中关于楚国的称谓与其他大多数典籍相异，一般认为，因两书的成书及其流传都与秦国有关，秦庄襄王名楚,时代略早于两书的成书年代，书中称楚为“荆”是为了避秦王讳，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自西周末以来，楚又被称为“荆”、“荆蛮”： 《国语·郑语》：“史伯答郑桓公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对曰：‘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雪、仲雪、叔熊、季紃。’‘……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而《左传》庄公十年：“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 又称之为“楚荆”： 子犯编钟铭文[6]：“隹（惟）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又（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伐楚荆，孔休大工。楚荆丧厥师，灭厥尢。……” 子犯编钟铭文所记晋伐楚荆，即春秋中期的晋楚争霸之事，其中双方的争霸大战——城濮之战，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详细记述，这里的“诸楚荆”应指楚国及其附属国。 又称楚王为荆王： 湖北荆门包山出土的战国楚简第246：“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7] 楚何以有“荆”、“楚荆”等称呼，应有其历史背景。 楚在西周仅是一个小国，地域狭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到春秋早期还是如此，《左传》昭二十三年：“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则国土很小。此时楚国且不论国小，周人又视楚为荆蛮而非同族，《国语·晋语》：“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又如周原H11出土西周甲骨卜辞记载：“其微、楚，乃厥燎，师氏受燎。”因此，楚并不为周王朝重视，西周早期之时楚君没有参加诸侯盟会的资格，只是以守燎的身份参与盟会，可见其在诸侯国中确属于地位较低者。 但正因为“楚为荆蛮”，春秋以来，“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史记·齐太公世家》），服荆蛮而统辖其地。随着楚国地域的扩大和“楚”与“荆”所指地理范围的趋同，自然就会产生两者混称的情况。比如前引荆门出土的战国楚简中除有称楚为“荆”的情况外，还同出有称“楚”的竹简[8]。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战国策·楚策》“城浑出周”条以郑谓韩；《孟子·梁惠王上》和《战国策·魏策》魏人自称魏为晋，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铭文有“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9]，这里称魏为晋。 又：《春秋》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谷梁传》解释说：“荆者，楚也。何谓之荆？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其意称楚为“荆”是表示轻贱之意。“荆”字本身应无贬义，但当时楚国所辖的荆蛮之地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必然受到发展水平较高的华夏诸国的轻视。如秦非戎狄，但发展水平较低，直到战国中期，关东诸国仍“夷翟遇之”（《史记·秦本纪》）。所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谷梁氏对《春秋》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前引子犯编钟铭文称楚为“楚荆”，而从《春秋》等典籍看，当时的各国普遍称楚国为“楚”，从此钟铭文的口气明显可以看出“楚荆”也是对楚的贬称。 西周中期前后，还有以“楚荆”、“荆”等为名的国族： 《初学记》卷七引《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史墙盘铭文[10]：“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寏南行……” 簋铭文[11]：从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乍（作）父戊宝彝。吴。 叔簋铭文[12]：隹（惟）九月，叔从王员征楚荆，在成周，诲乍（作）宝簋。 与此有关的还有单称“楚”、“荆”者： 夨簋铭文[13]：隹（惟）王于伐楚，白（伯）在炎。…… 过伯簋铭文[14]:过白（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乍（作）宗室宝彝。 鼒簋铭文[15]: 鼒从王伐荆，孚，用乍（作）簋。 这些铭文所指的对象是否都为楚国，还需进一步分析。 据研究，这些铭文记载的是周昭王南征的史实[16]。昭王南征是西周中期的重大事件，此事还见于《左传》僖公四年、《吕氏春秋·音初》和《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在这些被征伐的对象中，“楚”应是楚国。关于“荆”，联系上文所引《国语·晋语》和《齐太公世家》的记载和当时的形势来看，当不会是楚国，而应是楚以外的荆部族，即荆蛮。至于“楚荆”，今人普遍认为即指楚，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不是楚而是楚附近的其他方国或部落[17]。从前引子犯编钟铭文看，楚在春秋时期已有“楚荆”之称，那么，楚国在西周时期有此称呼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很早就认为昭王的南征就是伐楚：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下高诱注：“荆，楚也。秦庄王讳楚，避之曰‘荆’。”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管仲对曰：‘……昭王南征而不复，是以来问。’”《索隐》引宋忠说：“昭王南伐楚，……。” 但如上文所论，恐难以将西周时期的楚荆与楚国完全等同，况且在有关铜器铭文记载的昭王南征对象中，楚国已明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昭王南征铜器铭文记载的征伐对象既有楚、荆，又有楚荆。如果将“楚”、“荆”连称就成了“楚荆”。由此推断，因为昭王的南征对象既有楚，又有荆，时人在记载此事时将其连称为“楚荆”。后人对此情形不明，遂有了楚荆即楚之解。反查有关文献，这个推断与有关记载并不矛盾。因此，“楚荆”很可能是“楚”与“荆”的合称。 还有蛮荆，《诗·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这里蛮荆就是荆蛮，应指荆族。 另有荆楚，《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其中“荆楚”与“荆”共用，这里荆楚应该就是荆族。据毛苌传，此诗为东周时期的宋国人祭祀其先祖高宗（商王武丁）之乐，美扬武丁伐荆之功。那么，这里的荆楚和荆应指商代的荆族，当与后来的楚国无关。 以上对金文、文献中有关记载的梳理说明，“楚”是楚国的本号，西周时期，既有楚国，又有荆族，时人称后者为荆蛮，楚国立国于荆族活动地域。“荆楚”所指当为荆族，它不等同于羋姓楚国族。 二 楚君位列周朝诸侯，当在鬻熊以后，鬻熊及以前先代尚被称为“楚先”，即先祖，见荆门出土的战国楚简[18]。《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始封当熊绎之时[19]：“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然始封之地在何处，历来颇多异说。 东汉班固首创当涂说，《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丹阳县下自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此地在今安徽当涂县。清末王先谦从之[20]。 然而，东汉时期还另有它说，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东汉末颖容《春秋三传例》：“楚居丹阳，今南郡枝江县故城是也。”[21]即所谓枝江说。刘宋时期的徐广同此，而为裴骃的《史记集解》采用[22]。今人也对此说作了论证[23]。 晋袁崧《宜都山川记》：“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24]意即此地为楚国始封地。《水经注·江水》：“丹阳城，……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论者云：寻吴楚幽隔，繿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矣。”则成另一说，即秭归说。唐李泰《括地志》、《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等从之。今人也有持此说者[25]。 唐司马贞《史记·楚世家·索隐》“（楚）与秦战丹阳”下说：“此丹阳在汉中。”《史记·韩世家·索隐》“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下又作注说：“故楚都，在今均州。”则又别为一说。清代宋翔凤在《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证[26]，提出丹淅之会说。今主此说者又发展为先陕西商县、后丹淅之会说[27]，认为熊绎所居之丹阳在今陕西商州一带，附近有以“荆”、“楚”为名的山水可证；西周中期以后楚人南迁今丹淅之会一带；南迁汉水以南，是在楚武王或以后。 与以上诸说不同，王光镐先生提出湖北南漳说，认为楚的始封地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两县之间的荆山附近，这在《楚文化源流新证》中论证较详[28]。 上引五说都有一些文献根据，将有关楚始封地地望的各种可能性都提出来了，而且所指地域已相当广大。在现今有关的讨论中，论者将带有“荆”、“楚”之称的这样一些地名、山水与楚国都丹阳的地望相联系，有的研究者还特别强调荆山、丹阳与楚国始封地的关系，以此作为判定楚国始封地地望的主要依据。文献中类似于带有“荆”、“楚”之称的这样一些与某国、族相同的地名和山水，存在于很多地方，它们与古族有何联系，确实需要去认真研究，但我们以为，这些只能作为探讨有关问题的线索，并不能作为主要或首要依据，从来有关楚国始封地的几种观点的分歧本身说明这种研究方法是不全面的。 关于西周的楚国问题，文献中确有一些线索可寻，不过长期以来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的讨论，学界毕竟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共识。但现在楚文化特别是西周时期楚文化的考古发现也日渐增多，在此基础上关于楚国始封等问题的研究条件日渐成熟。不管西周时期的楚国在何处，当地必然有楚人留下的史迹遗物。因此，以有关文献记载为线索，以楚文化研究为基础，根据楚文化的分布、发展来研究楚国封域与楚人迁徙等问题，这应是研究有关问题的主要方法。 楚文化的研究已历数十年，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已发现相当数量的遗址和墓葬。现在，已建立了主要遗存的年代序列，对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也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同时，有关地区商周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也日渐清晰。在楚文化分布区边缘的一些遗址，还显示出楚文化逐渐替代其他文化的现象。通过相关地区文化变迁的考察，揭示出西周以来楚文化不断扩张的进程，并由此追溯最早时期楚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从而可能确认楚国的始封地。 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楚文化遗存以湖北当阳磨盘山[29]遗址为代表，时代早到西周中期偏晚，更早的遗存仍在探索中；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以江陵雨台山[30]、当阳赵家湖[31]等地墓葬最为典型。 从楚文化的分布看，春秋中、晚期以来，楚文化遗址和墓葬广布于以江汉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楚已是当时诸国中的大国，地方数千里，疆域完全涵盖了前引诸说所指的地区，也就无法判定哪一说是正确的。 西周至春秋早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则明显较小。 在西周中、晚期，楚文化遗址多见于江汉平原西部以沮漳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在以西的长江西陵峡区的秭归一带也有发现。典型遗存除磨盘山外，还有江陵荆南寺[32]、当阳付家窑[33]、杨木岗[34]、秭归官庄坪[35]等。春秋早期，楚文化的分布中心区仍然在那一带，只是分布范围有所扩大。 就在这个时期，在楚文化的周围，还分布着其他考古学文化。 在南边，西周早、中期之时，以澧水流域为中心，分布着以澧县斑竹[36]、松滋博宇山[37]遗址为代表的皂市文化晚期遗存，其势力曾扩展到长江北岸的沙市一带[38]。在该文化的中心区，西周时期当地基本看不到楚文化的因素，但到春秋早期，当地基本不见先前文化的遗物，而以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鬲、豆、罐等为主，说明这时当地已成为楚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东边的武汉一带，是以武汉市纱帽山[39]、汉川县乌龟山[40]为代表的典型周文化遗存。其中到西周晚期，部分鬲的裆部宽而平，柱足较高，这些被公认是楚式鬲的典型特征，可能是受楚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 在北方，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襄樊真武山遗址[41]，这里在西周早、中期是典型的周文化遗存，西周晚期出现了楚式器物，但文化性质仍属于周文化。到春秋早期，已经以楚文化因素为主，应属于楚文化。 在西方的长江西陵峡区，秭归庙坪西周中期遗址出有陶釜、豆、杯、罐、缸等器物，还同出有浓厚楚式风格的联裆鬲[42]，该遗存属于何种文化尚不清楚。但从官庄坪遗址看，西周晚期之时这里为楚文化分布区。 从楚文化与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态势及其变迁可以看出，至少自西周中期以来，楚文化分布于以沮漳河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向西分布到长江西陵峡区。随着楚文化的扩张，才逐渐扩展到周围其他地区。结合磨盘山、赵家湖等地遗存来看，在这一地区，楚文化自西周中期以来没有中断,这说明至少自西周中期以来，楚国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联系文献中有关西周早期以来楚人活动的记载，有理由相信，这一地区的楚文化应该早到西周早期，即楚国始封之时。 从西周时期楚文化的分布地域看出，有关楚国始封的诸说中，只有枝江说、秭归说所指的楚始封地在现知最早的楚文化分布区范围内，其他诸说 从前引文献可以看出，有关枝江说的文献记载在诸说中是比较早的，与楚文化的关系看，它所指的楚始封地地望就在西周楚文化的分布区内，这就明显看出，楚文化的发展显然与枝江说关于楚国的始封及其发展的解释完全契合。因此，不管熊绎所居丹阳是否就是颖容所指的东汉时期的枝江县故城所在地，这一带应该是西周时期楚人最早的活动地域。于此，我们赞同枝江说。 不过，现在关于楚国始封地的讨论中，一些研究者对有关问题的探讨尚有异说，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荆族是商周时期活动于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的部族，或称之为“荆蛮”，这在后文还要详谈。楚被封于荆蛮，其封地只能在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荆蛮之域。《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楚人活动于江汉一带，楚公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在湖北嘉鱼出土了西周晚期的楚公逆钟[43]，五十年代湖南还曾收购一件西周晚期的楚公戈[44]，前引武汉市汉南区的纱帽山西周晚期遗存中出现了楚式风格的陶鬲。联系有关文献记载，这些楚公所用的铜器和具有浓厚楚文化特征的遗物在当地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应该是楚人活动踪迹的反映。这证明，早在西周时期，楚人已活动于长江中游一带。这些情况无疑有利于枝江说，而与其他诸说相背离。 另一个就是今天的陕南商州至豫西南一带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与归属问题。力主丹淅之会说的研究者认为那里是楚的始封地，有的研究者为证明此说，以当地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为证。实际上，那一带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属于周文化，与公认的楚文化区别明显。从考古学文化看，楚文化的渊源是周文化，本身属于大的周文化系统，但楚文化有着与典型周文化不同的独特地域文化特征，核心是以楚式鬲为代表的器物群。依此来衡量，从均县朱家台遗址[45]看，楚文化扩张和影响到豫西南一带是西周以后的事。如果将那一带的西周文化遗存当作西周时期的楚文化，整个西周文化岂不都成了楚文化？那么，整个西周文化的分布区的任何地方都成了楚始封地？这显然不会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这也与西周以来楚文化的发展相矛盾。 有研究者还认为，楚始封地在陕西商州，后南迁丹淅、再到江汉腹地。据有关文献记载，楚初封丹阳，楚武王或文王迁郢（今江陵纪南城）。武、文之时，楚已雄居南国，其迁郢当非受压被动之举。根据两周时期的情况看，周王朝及其诸侯国中心的主动迁移都限于其辖地之内，没有超出其疆域之外的情况，甚至周王朝的迁都行动也仅限于王畿之内。典型的如晋国的自绛到新绛、周王朝的从宗周迁到成周，都是如此。那么，楚国中心的迁移也不会超出此种情况。而从陕西南部到湖北境内的江汉腹地，其间地域广阔，在西周时期决非仅楚一国之地，实际情况也是其间国家众多，《春秋》、《左传》中记载就有不少。如果楚自陕南商州南迁，必要越过它国。但楚在西周仅是一个小国，春秋初期尚且“土不过同”，那么，所谓楚越他人之国不断南迁仅成了大胆的猜测了。 实际上，楚虽自武王或文王始迁郢，而考古发现证明，至少自西周中、晚期以来，郢地一带已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前人对此也有深入研究，清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说：“案昭二十三年，子囊城郢，沈尹戍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境，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依此则楚之居郢已久，并不始于武王。又疑诸徙都，必数世而后定。……楚人徙郢，当亦如是，故栾武子言：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见经营已久，至武、文始定耳”。结合现今楚文化的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推论是非常正确的。因此，郢地在武、文以前虽非楚国中心，但已为其辖地，楚经过长期经营，才有迁郢之举。 荆山的地望及其与楚都丹阳的关系也是讨论的重点。前引司马贞《史记·楚世家·索隐》中首将战国时期的秦、楚丹阳之战之地与楚都相联系，从而成为现今丹淅之会说的重要依据，此说并以《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的荆山就在今天的丹淅之会一带为据。但《中山经》中所记的荆山地望之说也系清人推论，是否属实，尚需研究，当然不能作为定论，即使如此，这里也不敢妄加否定。而唐代司马贞说也仅为一家之言，如前引李泰《括地志》又另主一说。可见，在唐代，司马贞说并非唯一正确的定论，自然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关于秦、楚丹阳之战，其背景是秦为破齐、楚合纵，派张仪以商于之地诳楚，两国构怨而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史记·楚世家》：“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丐、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对此事，《史记·屈原列传》则说：“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说明战争地点是在丹、析一带，那么，这里的“丹阳”应该理解为一片较大的地区（丹水之阳），而非一个小地名[46]，因而这个丹阳并非如论者所说与楚都有何联系。 事实上，就在这一带，在西周末、春秋早期是与楚并存的鄀国所在： 《左传》僖二十五年：“秋，秦、晋伐鄀。楚斗克、屈御以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杜预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商密，鄀别邑，今南乡丹水县。” 按《左传》意，秦军既然绕过析而围商密，说明商密是鄀国重要城邑，或即国都[47]。商密所在，《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丹水县下：“密阳乡，故商密也。”《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下：“丹水，故属弘农。有章密乡。”章密即商密[48]。关于其准确位置，《水经注·丹水》记载较清楚:“（析水）南流入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丹水又迳丹水县故城西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依此来看，商密在丹淅之会以下、今淅川县南部的丹江水库一带。可见，鄀都商密与丹淅之会说所指的楚都丹阳完全重合，但有关鄀国的文献言之凿凿，那么，这里只能是鄀国中心，自非楚都丹阳所在。 然而，论者为摆脱楚都丹阳与鄀都同处一地这个矛盾，将后者挪到了淅川县以北、西峡县西的丁河故城[49]。还有研究者认为下鄀在陕西商县，上鄀在丁河故城，并说前引《左传》所记秦军在伐鄀之时，楚国出兵是防备秦军侵楚，并非为救鄀，楚人戍守的析邑实为楚邑，商密人为楚国居民[50]。实际上，这次楚人出兵就是救援鄀国，《左传》的记载非常清楚。这种戍守他国的情况在春秋时期是很多的，如《诗·扬之水》记载的周人戍申、戍甫（吕）、戍许，《春秋》及《左传》记载的鲁桓六年诸侯之师戍齐、闵公二年齐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曹、僖公二十八年鲁公子买戍卫、宣十年诸侯之师戍郑等等。所以，所谓楚戍析非救鄀之说是对有关文献记载的误解。 从析、商密的相对位置来说，《左传》记载秦军伐鄀的路线是先越过析，而后围商密，可见析距秦近，偏西北，商密距离秦国较远，在析之南或东南。鄀之析邑后为楚国析邑、汉代析县，汉析县故址就在今西峡县城附近[51]，丁河故城位于今西峡县西不远的老灌河（古淅水）西，这里在汉代应是析县辖地。但鄀都商密并不在汉代的析县，而在丹水县，前引《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非常清楚，据上引《水经注》记载它就在丹淅之会南边，而丁河故城远在丹淅之会西北，两者距离还比较远。显然，文献记载的鄀都商密地望与丁河故城不合。因此，我们纵然承认丁河故城为鄀国城邑，但决非商密所在，也就不会与楚都丹阳有什么关系。 此外，如前所说，很多研究者还将楚国始封地置于陕西南部商州地区，因为这里有很多以“荆”、“楚”为名的山或水，认为这是楚人曾在这里活动的见证。这里在西周时期的归属到底如何，当地出土的西周铜器可以说明问题。 虎簋[52]，丹凤县西河乡出土，铭文为：“隹（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戊，王在周新宫，各于大室。密叔入右（佑）虎，即立。王乎入（内）史曰：‘册命虎。……’虎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鲁休。虎曰：‘丕显朕剌且考，啖明克事先王，肆天子弗望厥孙子，付厥尚（常）官。天子其万年，申兹命。’……” 鼎，宋代商州出土[53]，铭文为：“隹（惟）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令□司九陂，……” 史壶盖[54]，洛南县陈陈乡水岔村出土，其铭为：“史乍宝壶，用祀于兹宗室，用追福录于兹先申（神）且（祖）皇享叔，用易眉寿无疆，用易（赐）百福。子子孙孙其万年永宝用享。” 史密簋[55]，在商州西南的安康王家坝出土，其铭为：“隹（惟）十又一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对扬天子休。……” 以上所引铜器的出土地点涵盖了今天的陕西商州地区及安康部分地区，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器的作器者多明确为周王臣属，而非诸侯，据铜器铭文，多为纪念周王赏赐而作器，铜器的出土地基本可以肯定是作器者的封地或居地，那么，这里最有可能是属于王畿地区了。 不过，宋代在商州还曾出土一件下鄀公鼎[56]，铭文为：“隹（惟）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鄀）公乍（作）鼎，用追享孝于皇且（祖）考，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孙孙永宝用。”这似乎又说明这里可能是鄀国辖地。 关于鄀公鼎的来源，《考古图》卷一称：“右得于上雒”，“《集古》作商雒鼎”。从《考古图》引用《集古录》的记载看，鼎出自宋代的商洛县。此县在宋代隶属上洛郡商州，州管辖上洛（州治）、商洛、洛南、丰阳、上津五县。商洛县治在当时的州治（上洛县）东南八十里[57]，即今丹凤县商镇一带，辖今丹凤、商南县地，东临之地为今天的河南西峡、淅川县，后两地为文献记载的西周鄀国辖地。今丹凤县东南不远为著名的武关，关外的商南县虽为陕西管辖，但从有关文献记载看，两汉之时，这里的行政区划是以武关为界的，其中武关还属于关外县辖地[58]，那么，春秋乃至西周时期这里的行政区划极有可能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今天的商州地区在西周时期应该分别隶属于周王畿与鄀国，两者可能以武关为界, 武关以内这一广大地区属于王畿范围；而武关外的狭窄地带属于鄀国，该国的中心更在东南的丹淅之会一带。因此，上引鄀公鼎在宋代被称为商雒鼎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它的出土地点很可能在宋代商洛县东南的武关以外，即今天的商南县一带。 综合以上分析看出，今天的商州地区在西周时期基本属于王畿范围，部分属于鄀国辖地，但都与楚国无关。因此，这里虽然有带“荆”、“楚”之称的一些地名、山水，它们与楚国的始封地也不会有什么关系。 在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时期，楚、随两国发生三次战争，见《左传》桓公六年、八年、庄公四年、《史记·楚世家》等，这次战争中楚人的出发地、行军路线也是探讨楚国始封地的重要线索，从来也为研究者所重视。这次战争的背景是楚武王自称王，但未得周王朝的认可，楚为此伐随，让随侯到周庭为其尊王号，承认其地位。如依丹淅之会说，这时的楚都在丹淅之会，那么，楚征伐的首选对象应该是申国，因为它不仅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最重要的国家，而且就在丹淅之会的东边，楚不必再三经过邓等他人之国，“济汉”伐随，而且两次未获胜。以如此之师远征随国，难道不怕申等周王朝的南方诸国断其后路？如果楚在汉南，情况就完全不同，周围是荆人和一些小国，早在西周厉王之时，楚公熊渠已“甚得江汉间民和”，他们不会对楚构成威胁，楚自然可以北进，渡汉而侵随。 关于南漳说，此说虽出较晚，确较丹淅之会说合理，因而也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赞同。但仔细分析，此说论据很薄弱，其论证的主要依据依然是将荆山等地名与楚国始封地相联系。如依此说，楚始封地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之间的荆山附近，当地在西周、春秋时期应该是楚国所辖疆域，但直到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时期，那里仍然是罗、卢戎等国辖地[59]，楚国势力到达那里，是灭了这些国家之后的事。而且，此说首先与楚文化的发展历程不一致，这些也是南漳说无法解释的。 三 荆族是一支南方部族，在商代已存在，并与商王朝发生过冲突，《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西周时期，荆族是周王朝南边最强大的部族之一，对周时叛时服。其中西周中期，反映周与荆族冲突的大事，就是周昭王的南征。《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还返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于汉中。……”《初学记》卷七引《竹书纪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并导致昭王南征不返。对此，《太平御览》卷八七四引《竹书纪年》说：“周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左传·僖公四年》记载：“昭王南征而不复，……”《史记·周本纪》：“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西周晚期，荆族仍未完全臣服于周，《诗·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考古发现显示，周文化的影响已越长江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如湖南湘潭出土具有西周文化风格的铜器[60]。伴随着周人势力的南进，必然要与荆族发生联系，从而形成或友或敌的关系，这与金文和文献记载中反映的周王朝与荆族关系可相互印证。 关于周昭王的南征及渡汉之处，《水经注》也有记载：“沔水又东迳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胶舟以进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没，死于是水。齐、楚之会，齐侯曰：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丧事，故曰佐丧。左桑，字失体耳。……沔水又东得合驿口，庾仲雍言，须导村耆旧云：朝廷驿使，合王丧于是，因以名焉。今须导村正有大殓口，言昭王于此殡殓矣。沔水又东，谓之横桑，言得昭王丧处也。”据《水经注疏》，这些地方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南[61]。周师在此渡汉，说明征伐的矛头直指汉水以南的江汉腹地，那么，荆族的活动中心无疑就在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 然而荆、楚关系不错。《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之时，楚公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甚至连楚公、楚王自认为属于蛮夷，“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伐隨，……楚曰：‘我蛮夷也。’”乃至于西周王朝及中原北方诸侯视楚为荆蛮，见前引《国语》。春秋以来，“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荆族逐渐成为楚国的基本族众。从文化特征看，自春秋早期以来，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原为荆族活动中心的江汉腹地及周围地区，文化面貌基本呈现为楚文化这个外来文化的形态，说明包括荆族在内的本地各部族所拥有的本土文化逐渐被楚化了。 关于西周时期荆族的文化呈现何种形态，因有关发现少，尚难窥其貌，但也不是无迹可寻。荆族早在商代就已存在，并曾与商王朝发生剧烈冲突，《诗·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考古发现显示，商文化向南已达长江两岸，并与数支本土文化相邻，其中有的可能属于荆族文化。 在长江南岸，有商文化的典型遗址如岳阳铜鼓山[62]，其以南则是属于本土文化的岳阳费家河遗址[63]。在长江北岸江陵一带，荆南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显示[64]，在这里除商文化曾一度为主导力量、其他如来自偏南的皂市文化、西边的长江三峡地区文化、东方的吴城文化等文化的因素只是昙花一现外，而以釜、鼎、大口缸、鬶等陶器为代表的荆南寺C组因素基本处于支配地位，说明它是本土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实际上，这组因素也是以费家河商代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只是荆南寺与后者的总体文化面貌小有区别。就在铜鼓山这个商人据点，以荆南寺C组为代表的因素是仅次于商文化这个外来文化的一支因素，说明其也为当地的本土文化因素。从考古发现看，荆南寺C组一类因素就分布在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这与荆族的活动地域是相合的。由此推断，以荆南寺C组因素为主导因素的考古学文化最有可能是商代荆族的原生文化，在商代，它尚存在其原生形态，表现如荆南寺类、费家河等类文化遗存，此外，其因素也存在于周邻其他文化中，表现如铜鼓山遗址C组这样的形式。那么，如果荆族文化的原生形态能够延续到的西周时期的话，其特征当与商代者大同小异。 上文就西周时期的楚与荆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实际上，在楚兴起及其以前，以江汉腹地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的国族及其文化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方面都不清楚。我们相信，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多和全面研究的开展，这一地区商周时期的国族及其文化的本来面目将会逐渐清晰起来。 [1] 《春秋》庄公十年杜预注。 [2]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五～一.七。 [3] 高至喜：《“楚公”戈》，《文物》1959年12期。 [4] a.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一.二十。b.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8期。 [5] a.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10期。b.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 [6] 闻喜晋公墓葬盗出，见a.张光远：《故宫新藏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新释》，《故宫文物月刊》第143卷1期。b.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中国文物报》1995年5月28日。 [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8] 荆门楚简第217：“祷楚先老僮、祝融、鬻熊各一牂。”第237：“祷楚先自老僮、祝融、鬻熊各两牂。” [9] 郭沫若：《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2.4、2.24，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7.43。 [1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M17:11、16，《文物》1986年1期。 [13]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九.二六～九.二七。 [14]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六.四七。 [15]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七.二一。 [16]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17] 卢连成：《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 [18] 见注（8）。 [19] 李家浩释包山楚简第246简的荆王之名为“熊丽”，如属实，则在楚人眼里，熊绎之前的熊丽已为列诸侯。李文见《包山楚简所见楚先祖名及其相关的问题》，《文史》42辑，中华书局，1997年。 [20] 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丹阳郡丹阳县条，中华书局，1983年。 [21] 张守节《史记·楚世家·正义》“（熊绎）居丹阳”下引。 [22] 裴駰《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说：“在南郡枝江县。” [23] a.黄盛璋、钮仲勋：《楚的起源和疆域发展》，《地理知识》1979年2期。b.高应勤、程耀庭：《谈丹阳》，《江汉考古》1980年2期。c.高应勤：《再谈丹阳》，《楚文化考古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2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下引。 [25] a.刘彬徽：《试论楚丹阳和郢都的地望和年代》，《江汉考古》1980年1期。b.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年5期。 [26] 宋翔凤：《过庭录》卷九，中华书局，1986年。 [27] a.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3期。b.石泉：《楚都丹阳及古荆山在丹、淅附近补正》，《江汉论坛》1985年12期。 [28]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29] 宜昌地区博物馆：《磨盘山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2期。 [30]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31]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 荆州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8期。 [33] 以H1为代表。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付家窑两周遗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1989年4期。 [34] 湖北省博物馆：《沮漳河中游考古调查》图六：1、3、4，《江汉考古》1982年2期。 [35] 以H3为代表。胡雅丽、王红星：《秭归官庄坪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3期。 [36] 何介钧、曹传松：《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探掘》，《湖南考古集刊》第4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4年。 [37]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博宇山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 [38]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 [39] 武汉市博物馆、汉南区文化馆：《1996年汉南纱帽山遗址发掘》，《江汉考古》1998年4期。 [4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川乌龟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97年2期。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考古学集刊》9辑，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42] 孟华平、周国平、王成武：《秭归庙坪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1997年1期。 [43] 见注4a. [44] 同注3。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遗址》，《考古学报》1989年1期。 [46] 见注25b。 [47] 顾栋高：《春秋列国及爵姓存灭表》，《春秋大事表》卷五，中华书局，1993年。 [48] 王先谦：《汉书·地理志·补注》弘农郡丹水下：“《续志》：‘章密乡，’先谦案：章是商之误。” [49] 徐少华：《鄀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考古》1987年3期。 [50] 赵世纲：《从楚人初期活动看丹阳之所在》，《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5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26、546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52] 王翰章、陈良和、李保林：《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3期。 [53] 赵九成：《续考古图》四卷，中华书局，1987年；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十，中华书局，1986年。 [54] 穆海亭：《史壶盖铭文考释》，《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