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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之乐——读《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文物信息网 吴 玲 何文竞 参加讨论

    
    石璋如先生是我国第一代著名考古学家,“殷墟十兄弟”中排行第二,人称“石老二”。石先生生于1902年,早年就读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31年由于机缘巧合参加了殷墟的第四次发掘,此后70多年专心于考古事业,直至2004年先生以102岁高龄逝世于台北,被学界誉为“考古人瑞”。《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是石先生晚年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回忆,文中包含大量珍贵史料。本文只在其中截取部分轶闻片段,与读者分享石先生的一些有趣经历。同时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些趣闻感受到第一代考古人的辛酸往事。
    自得其乐
    
    1. 吴金鼎按姓名划分研究方向。吴先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说董作宾的“宾”字在甲骨文的写法是个人,应当研究甲骨;郭宝钧、吴金鼎、刘燿名字中都有“金”或“金”字边,应该研究青铜器;石璋如应该研究石器;李济的“济”为调剂之意,哪缺人就去哪儿!
    
    2. 李景聃的绰号——阿胖。“十兄弟”的老大李景聃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英语很好,进史语所前曾在上海中学当英文教员,因为有点口吃,念“upon”时发言不准确,听起来更像“阿胖”,再加上李先生本人体型较胖,“阿胖”便成其绰号。
    
    3. 胡厚宣改名。胡先生原名胡福林,因为与当时的军阀同名,胡先生很不情愿,便改名为胡厚宣。
    
    4. “高射炮”“转龙碗”“小庙”。安阳当地百姓和盗掘者将青铜器中常见的盉(管状流朝上)、龙纹盂、方彝(方形器身,器盖形似屋顶)按照器型的特点形象地称为“高射炮”“转龙碗”和“小庙”。
    
    5. “少将团长”李光宇。1938年长沙会战期间,史语所派李光宇先生前往长沙取回遗留物品,但此时出入长沙管理很严,傅斯年通过与俞大维和何应钦的交情帮李光宇弄了个“少将团长”的名义。李先生遂能穿着少将军装,以少将名义进出长沙。
    
    6. 用笔习惯的不同体现经历差异。董作宾先生用毛笔算数,可见其受中国传统习惯影响之深刻。李济先生早年受中国传统教育,后来留美学习,所以毛笔、自来水笔皆可运用自如。梁思永先生出自名门,自幼生活条件优越,惯用钢笔蘸Waterman墨水书写。
    
    7. 傅正所长,郑副所长。史语所迁往四川期间,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同在龙头村靛花巷,文科研究所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创办的,当时郑天挺担任该所副所长,所以就有了“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之说。
    
    8. “三代以下的人”。史语所迁板栗坳期间,朱家骅先生是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史语所代理所长,所以傅斯年先生戏称史语所这群人是“三代以下的人民”。
    助人为乐
    
    1. 办“洹水学校”。1935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时,因为教育局禁止开设私塾,去城里上学又太远,所以小屯村及附近的孩子多辍学在家。于是史语所同仁们便出资租房置办桌椅在西北冈建立“洹水学校”,校名由石璋如先生题写,并在教育局立案。
    
    2. 做媒。“洹水学校”的老师王建勋年过三十还没有成家,史语所同仁及一些老工友集资一百五十大洋帮助王老师购地产五亩,并帮助王盖新房。诸事完毕后,大家又张罗为王迎娶当地一李姓女子,直至王李二人成婚后发掘团才离开安阳。
    
    3. 当老师语言不通。抗战前期石璋如先生前往西安一带做田野调查,因乡下一座小学没有教员,石先生准备留下服务,但只教授了两周,就因为当地小孩听不懂石先生的河南话而作罢。
    
    4. 马粪做燃料。抗战后期,1942年石先生来到玉门做调查,见到玉门关城外堆了很高的牛粪和马粪,觉得很是奇怪。后来得知,原来此地有个规矩——住在这里的人可以用以前住客留下来已经晒干的牛粪和马粪做燃料,但是要留下这次的牛、马粪供下一批住客使用。
    
    5. 替人看风水。在彬县(豳县)调查时,当地陪同者看见石先生使用指南针测方位,并进行绘图,就请求石先生帮他看看家里的风水,说是很多风水先生画符辟邪都没有效果。石先生解释说自己不是风水先生,但还是被硬拉到家中。待石先生看后发现陪同者家门对着风口,便建议其在风口加一堵高墙。
    乐中辛酸
    
    1. 吃饭看客人脖子。辛村第三次发掘时,邻村土霸区长请郭宝钧先生吃饭,席间区长手下给郭先生说了个故事——区长以前请客不管是夹菜还是吃东西都很注意客人的脖子,该手下便问区长:“为何要看脖子?”区长回答:“看以后如何下刀啊!”原来土霸区长不愿意中央发掘团来此发掘,因为断了区长盗掘的财路,但是迫于中央压力又无可奈何,便请郭宝钧先生吃饭,借机恐吓。
    
    2. “中央夜晚发掘团”。又称“一一一五事件”,1934年十一月十五日夜,安阳殷墟第十次发掘期间,小营村村长李宝善前往发掘团驻地询问中央是否派遣“中央夜晚发掘团”进行发掘,弄得大家都很疑惑。经查,原来是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央夜晚发掘团”的名号前来盗掘。经过军警与盗掘者零星交火,盗掘者缴械投降,被移交县政府处理。
    
    3. 中央研究院的人“吃人肉”。1941年中央研究院驻扎板栗坳,当地人知道史语所的一些箱子里装有人骨,于是谣言四起,说中央研究院是吃人肉的,还将吃完剩下的骨头装在箱子里面。为了破除谣言,中央研究院组织展览,给当地百姓解释甲骨、人骨的来历和研究院的工作性质,最终消除了误解。
    
    4. 抓蛇。史语所在李庄期间,因为天气炎热,四川蛇多,岑仲勉先生是广东人,敢抓蛇吃蛇。但所里多数人是害怕蛇的,于是就制作了许多蛇夹,人手一个。高去寻先生天生怕蛇,一次路过花厅旁的月台看见一条蛇,虽然手中握有蛇夹,但还是不敢上前夹蛇,进退两难,最终还是求人相助。自此以后,高先生再也不敢晚上经过月台。
    
    5. 阴差阳错。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历史组前往敦煌考察,从安西出发,第三天迷了路。这时有马队跑来问路,历史组成员也不知方向,便问马队要去往何处,马队回答说要去接应西北史地考察团,却走错了方向,迷了路。考察团立即表明身份。原来赶路的和接应的都走错了路,竟然碰上了。
    
    6. 陶片标本被当成垃圾扔掉。石璋如先生在彬县(豳县)龙马村调查时,在山谷断壁上采集到陶盆标本,回到镇公所已经很晚,只将标本放在桌子上,便上床休息。第二天清早,打扫工人看见客人桌子上堆着破瓦片,以为是垃圾就给扔到沟里去了。等石先生起床,桌子上干干净净,后来询问才得知真相,但已无处寻找陶片了,石先生几天的工作成绩化为乌有。
    
    7. 监视睡觉。1948年,石璋如先生患肺病,傅斯年先生坚决要求石先生卧床休息,盖傅先生认为梁思永先生就是因为没好好调养才导致健康不佳。石先生不愿意老是躺在床上,傅先生便派人看着石先生躺下睡了才离开。(《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陈存恭等整理,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定价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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