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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9年6期，第152～166页 作者简介：李杰，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昆明，650091） 内容提要：什么是史学方法论，产生史学方法论问题的认识论根据是什么？联系当前史学认识的实际，探讨历史研究中运用理论与方法存在的认识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宏大叙事的关系问题，可以论证出唯物史观的有效性。 关 键 词：史学方法论；价值判断；思辨历史哲学 史学方法论问题源于什么途径而产生？研究史学方法论问题的理论视角从哪里切入？本文将这些问题作为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看待，并作出初步探讨。史学方法论是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实践中产生的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概括。这些问题的产生可以归结为：具体的历史研究运用了哪种理论和方法，其适用度如何？如在题材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上，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选择问题。对于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到了哪种程度，是一知半解，还是在精神实质上领会？这体现着认识主体与思维规定之间的关系。站在什么立场、具备什么心态运用理论和方法？这体现着运用理论和方法与研究目的的关系。理论和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如何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是创造性地运用理论和方法，还是模仿性运用？这体现着认知主体与认识能力的关系问题。运用理论和方法所得到的历史认识有多大价值，包含多少历史真理？这体现着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开展史学方法论问题域研究，对于建立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范畴、概念、研究范式，是必要的、有益的。 一 首先，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来源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与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历史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科学研究具有相同的要求，它们都是经过分析与综合，探明事物的因果联系，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的。这种共性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科学研究不过是用理性整理感性材料而已。这决定了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具有普遍性，即一切科学理论和方法都能为历史研究所用。在历史研究方法面前，牢不可破的学科的界限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知识的有限性对人们的限制。卡西尔曾经指出：历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像科学家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形式规则。在他的思考和议论方式中，在他的归纳推理中，在他对原因的追查中，他都像一个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那样服从于同样的普遍思想法则。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思想，包含着一切理论和方法都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规定。一切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理论都可以而且应该应用于历史研究，这首先是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所谓理论就是对事物的理性的认识，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不一样的。感性认识是具体的，理性认识是抽象的。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普遍性进行认识的方式。认识事物的普遍性是科学认识的本质。历史研究要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没有理性认识是不可能的。因此历史研究不能没有理论。 其次，是由历史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是人类生活的发展历程，而生活即涉及自然也涉及社会，所谓的自然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总结。既然理论来自于生活，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就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历史学的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论指的是所有的理论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狭义的理论指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哲学，以及对历史学发展过程的理论抽象，即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恩格斯指出，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分析、综合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都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只有辩证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也就是只有哲学的思维才把动物和人分开。辩证思维以概念的分析为前提。也就是说，哲学思维是应用抽象的范畴进行思维的。它的过程是：首先把个别的东西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提高到普遍性，这样便可以从有限找到无限，从暂时找到永久，而这也就找到了事物的规律，这样的认识就是理性的认识。 虽然所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于历史研究，但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和方法虽然是对现实世界的概括和抽象，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又是从独特的理论视角进行的，每个理论家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得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他对生活的态度、情感、立场都参与了他的理论建构，并融入其中。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人的精神的反映。原始时期的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总结之所以是狭隘的，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部落看做整个世界。中世纪的人之所以从天命、神意总结世界，是因为他们把虚幻的世界看做真实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理论总结之所以是不同的，是因为看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用理性概括世界的发展，并将国家观念的实现看做历史发展的最终表现，反映的是德意志国家实现统一过程的现实。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明历史进程，反映的是劳动大众对文明进步的要求。福柯用社会权力理论解释历史的进化，反映的是西方知识分子争取社会权力的愿望。福山用黑格尔争取人的认可的人性观概括历史发展，反映出当代资产阶级用西方文化实现全球化的心态。不同的理论具有不同的认识世界的价值。如果一种理论能够反映出占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能够对时代的需求进行准确的概括，反映出时代的精神，能对现实世界的运动产生最大的影响，这种理论就能说明当代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具有整体性、基本性、现实性、有效性，因而具有最科学的价值。相反，则只能在支流的、局部的、次要的方面反映世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例如弗洛伊德用人的潜意识说明人的行为与文明的发展，从心理结构层次上解释历史，这种价值就有很大的局限。又如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会得出不同的历史结论，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认识价值也会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之间存在高低不同的层次，它们的价值是不完全相等的，这反映在它们对事物概括的深度和广度上，能对事物进行较大范围的概括和较深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具有较大的价值，反之则只具有较小的价值。研究事物的个别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低层次，研究事物的特殊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中间层次，研究事物的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处于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使用与研究目的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比如说，研究某一民族、地区或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就要用哲学方法论和比较方法进行才能做到，而如果只是对某一事件的真实性进行考证，运用实证的方法也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如有的人写一部某一民族的通史，由于他只能用考据的方法去写，结果是把一部通史写成了罗列事件的过程，这样的通史充其量只是一部史料汇编，也就是克罗齐所批评的编年史。理论和方法的层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高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自然地包含着在其之下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而低层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却包含不了高层次理论和方法。如研究历史的规律问题时，运用较高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排除实证方法的应用，而是将其包含在其中了。德国历史学家戚美尔曼写过一部反映德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著作《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看到后认为该书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十分可贵，但缺乏对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揭示，于是根据书中的材料进行了改写，完成了《德国农民战争》。两本书的材料是一样的，但由于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得到了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研究实践的结合中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存在于几个方面。 第一，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一样的历史结论，这里所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对于某一既定的历史题材，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能达到目的？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使用不当的问题，如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的人将其运用于人类的原始时期，就比较合理，有的人运用到文明时期，将一部人类历史描述为生存竞争的历史就不尽合理。其次，也可能存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脱离价值判断的问题。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不同，仅仅凭其方法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客观化，因为历史研究包含着价值判断，这就产生了历史理论和方法运用的目的性。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是通过历史观的应用而实现的，历史观在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目的的时候，包含着人们应当如何创造历史的说明，这种对历史主动性的阐述，就是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判断。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史学研究，运用信息论、控制论、数学模型、数量经济等自然科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期望历史科学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产生精确的、客观的结论，其结果却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历史观对历史方法的制约表现在方法的应用具有了实现一定目的的特殊性，使一般科学理论具有了历史学的特性。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普遍的，但历史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普遍和特殊的统一，如果历史观不能正确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正确性。只注重理论的普遍性而忽略理论应用中的特殊性，是一些历史研究陷入非科学困境的原因。同一种理论和方法可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这是因为理论和方法本身没有价值判断，而它们的运用却包含着价值判断。例如阶级分析方法是资产阶级史学家首先使用的，这一方法本身并不包含阶级的目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使用，但用它来实现研究的目的时，却是因人而异的。 第二，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正如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对于同一题材的问题可以从多种途径去解决，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不同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是实现同一目的的多种途径。例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这三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如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同一题材，就通过应用不一样的理论和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傅立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哲学方法论，圣西门应用的是社会学理论，欧文应用的是经济学理论，但他们都得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还有摩尔根通过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人类社会的前途将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复活，但是在更高历史阶段上的复活的结论，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应用唯物史观理论研究原始公社后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一样的。为什么在不同的空间地域，人们互相不联系，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也不同，却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产生了相同的结论？这首先是因为时代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并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需要思想家从各个方面进行解答。这是应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相同的历史结论的现实合理性。其次，是因为虽然各个思想家应用的理论和方法不同，但却持有相同的立场、观点所致。上述各位思想家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和改造者，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最终的、理想的社会，主张有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资本主义，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从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历史研究方法的中性价值。在立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关系中，前者居于主导地位，而后者具有从属性。要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首先要做到持有正确的立场、观点。 第三，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由于对理论的理解和掌握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应用相同的理论和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产生的史学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理论修养不足，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不能满足研究目的的要求。恩格斯曾经批评年轻的考茨基、拉法格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由于唯物史观理论修养不足，过早地去研究还不具备研究能办的题材，所写出的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历史起源的著作，并没有真正揭示出问题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达不到唯物史观理论所要求的高度。又如有些人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归结为对人的实践能力发展过程的揭示，或归结为生产力一元的决定作用，这样，他们虽然都是在应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却得出了不同的历史结论。其次，是不能应用理论中所包含的方法论去研究问题，拘泥于原有理论的结论。如有的人只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应用到研究中，而不会应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导致这些研究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观点等。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的原因是，理论的语境发生了变化。每一种理论产生时都是从一定的经验事实中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事实就构成了这一理论的语境，在这一情形下，理论所指涉的对象与经验事实之间存在对象关系。当这一理论被用来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理论，用来说明其他的经验事实时，它就脱离了原有的语境，与其他的经验事实发生了对象关系且相互作用。这就产生了理论与新的语境如何适应的问题。如果仅仅用原有理论的结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所得到的历史认识自然不会超出原有的理论，也就是说不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如果用原有理论产生时的方法论去考察新的经验事实，那么就会产生新的历史结论，而原有理论也就得到发展。由于理论中的方法论往往是蕴涵在理论的表述中，掌握它需要确确实实地下工夫，要对理论的体系、结构、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所领会才能做到，因此理解一个理论的结论容易，而掌握其中的方法论不易。正是这一要求产生了同一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原有理论一旦应用到新的经验事实中，将发生一种转化，这时，它已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方法，应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从已知发现未知，从理论的应用中得到新的结论。这样一来原有的理论所涉及的知识将会得到发展。例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理论是在研究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建立起来的，它包括了原始社会的家庭、部落、时代发展理论，这些理论所包含的方法论原则，如亲属制度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工具的进步体现社会进步等，被恩格斯用来解释古代希腊的历史起源时所采用，为阐明古希腊原始社会的家庭和部落形式产生了作用。恩格斯在应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时，并没有拘泥于从这一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结论，而是用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进行了改造，这样原来的理论中所涵盖的知识面就扩大了，摩尔根的原始社会理论由于有了新的历史结论的补充而得到了发展。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在这里就表现为是把一个理论作为方法来使用，还是囿于原有理论的结论从而不会产生新的理论建树的问题。 第四，不同的思维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理论之所以对历史研究是重要的，是因为理论可以使历史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但这个上升的过程却受制于思维规定。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或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研究同一题材，也会得出不一样的历史结论。一般说来，东方人的思维擅长直观、顿悟，而短于逻辑推理；擅长综合，短于分析。但在这里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已经经过理论学习的历史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问题，即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或辩证思维方式去应用理论并进行历史研究，会产生不同的历史结论的问题。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而辩证思维方式是从相互联系、全面性、运动过程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是否能看到事物的相互作用与转化。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问题，首先表现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和方法，对理论和方法的掌握采用取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态度进行肢解后为我所用，理论和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工具性的。其次表现为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非此即彼的割裂，要么是黑，要么是白，不能发现事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更看不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转化。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作出的历史结论，不仅不能解决历史问题，相反，是制造出更多的问题。 应用辩证思维方式掌握理论和方法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大的成就。如德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梅林由于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关于德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就比兰克的研究更为科学，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福柯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也由于其深厚的辩证法素养，产生了广泛影响。伊格尔斯正确地评论道：“尽管福柯强调历史并没有统一性而是被‘断裂’所标志的，然而他有关精神病、诊疗所和监狱的那些著作却又设定近代史的历程是以日常生活中不断增长的规范为其特征的。”看起来似乎成为悖论的是，“福柯那么多著作（主要的是他有关精神病、诊疗、判刑和性关系的著作，但也包括他主要的理论作品《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却反映了一种彻底的历史眼光”。① 通过学习哲学来掌握理论，提升自身的理论思维水平，这在当代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提起的话题。 二 史学方法论问题还来源于史学发展史中总结出来的认识论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并上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就成为了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对象，阐明这些问题可以改变以往人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对人们如何掌握史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产生作用。如20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发展趋势的明显特征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一种潮流，社会科学的很多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重点介绍了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认为法国年鉴学派是跨学科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成功代表。为此他总结到，20世纪的史学成就主要是通过方法的革新而获得的，认为“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② 巴勒克拉夫认为这是一种从伟大事件、伟大人物及其思想的叙事，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研究，使历史科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历史学从叙述的、个别性研究范式中脱身而出，走上了定量的、概念化的轨道。与19世纪历史学不同的是，这一史学潮流在它们的范式中不是说明而是理解历史，在理解时不用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考察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从下层理解历史变化，用社会史研究取代政治史研究。用概念解释历史，超越叙事，使历史学也成为一门如同社会科学的科学。从巴勒克拉夫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使历史研究的方向发生了一个改变，即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在这一潮流中出现了很多的认识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就产生了史学方法论问题。 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潮流对中国新时期的历史学产生了影响，它推动着中国的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更新着自身的结构和体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也积累了很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亟需探讨。这些问题有多方面的表现。 第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促成了历史学知识的创新，一些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得以形成或壮大，需要对这些新知识的属性与作用进行理论上的认定。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促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历史心理学、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等学科知识的形成。例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类型概念的作用，通过理论预设进行数据归纳，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这种方法省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通过对类型的归纳，直接得出对历史本质的看法。传统的“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间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③ 这使传统的历史学发生了改变。 又如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通过不同性质的文化的比较，发现族群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形成，解释一定人群的历史存在方式。这种方法突出了主体记忆在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即主体的参与对历史事实形成的意义，发掘出了新的历史认识路径。在人类学看来，史料是一种“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对史料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获得“史料表面所陈述的人物与事件；更重要的是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特别是当时社会人群的认同与区分体系”。这样的研究取向，揭示了一个“当代情境”与另一个“当代情境”问的延续与变迁，重新建构了对史实的了解，实现了“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④ 通过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研究的方式扩大了，领域扩展了，对史料的解释与应用更为科学和丰富了。 再如人口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强调了数据测算与逻辑推理的结合，以统计方法、概率方法等构成历史事实。这种方法通过对公式和模型的运用，弥补了历史数据信息量的不足，对于再现历史事实的完整性提供了帮助。有学者利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对夏商邑聚集约人口合理密度指数、早期社会人口清查统计特色、人口的分布移动、人口流动变化性质作了论述，分层探讨了夏商王邑、方国邑臣属诸侯邑及一般村落的人口数量规模和人口构成等关涉人口总体量方面诸问题，如其人口的自然构成和社会构成、性别年龄组比、经济抚养比系数、社会人口平均寿命、儿童死亡比率等一系列夏商人口学要素”，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商人口总量，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万—450万人，晚商约为780万人，人口平均年自然增长率约为1‰—1.2‰，儿童死亡率高达30％左右，女性寿命普遍较男性为低，男多女少的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明显。”⑤ 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使作者做到了如果仅凭现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研究所不可能完成的定量研究。 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有人认为，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应用中产生的历史学新分支学科，展现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的前景，规定了今后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如有人提出，社会史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研究，通史编纂就是社会史编纂。这种观念中附着的认识问题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可以促成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这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规定性是什么？它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度如何？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是对历史事实的定量化、精确化起作用，它不可能对历史的本质进行定性。为此，采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主要是丰富了研究方法的手段，它们使历史学成为了概念分析性的历史学，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这就是它的内在规定性。由于历史数据通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整理而完整、丰富了，为此，这就有助于历史本质的揭示，这即是它们的适用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当前研究经济史的三种主要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拥有机会成本、相对价格、边际效应等精确的分析方法，从而对唯物史观形成补充，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新的方法。但由于忽视所有制、国家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解释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对经济史研究体系也就不会形成重大突破。新制度经济学吸收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继承了唯物史观的上述概念，对产权、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形成了一种制度历史观念，从而成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上重大变革的工具。这说明，仅凭方法的创新在历史学体系的更新转换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事例。这部书是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会议发起人的主观愿望是，通过邀集九个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阐明跨学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实例，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明晰的路径，推动其结构和体系的转换。可是会议的结果恰恰与组织者的初衷相违背，“原先以为不同学科的进入会使历史学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丰满，没想到最后好像被其他学科吃得连骨头也没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事实，会议组织者感叹道：“如何确立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可能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关注的问题。”⑥ 这一事例显露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仅仅用历史方法的更新能不能实现历史学的体系转换？ 第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推进了历史认识的理性化。在成就面前，一些人认为，历史方法的通用性表明，淡化历史学的意识形态成分，使历史学成为一种价值中立的知识是可行的。这显现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是否存在统一性的问题。在这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例如，西方社会学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的理论，能否运用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对这一问题，就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开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⑦ 另一种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分析范式在国内学术界大行其道，它不仅被用来作为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一种分析工具，而且被用来作为构建未来中国‘市民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并不具有合理性。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现代化理论的应用中。有人主张，现代化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近现代世界历史的过程，因为现代化就是全球化，它的内涵是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人类的自然权利。“当今时代是现代文明的全球化时代。换言之，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着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而“任何现代化都是对现代文明的获取”。“现代文明最本质的东西是和人的天性连在一起的，是对于人类崇尚自由平等的自然本能的一种空前的意识觉醒，以及一种力求实现自由平等和谐共处的理性精神。”⑧ 但有人认为，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内含着西方化的含义，虽然科学的本质是实事求是，但在历史学中，“科学与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可能分开”。“不能因强调全球性，而失去了民族性或时代性，以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话语权，在这种意义上，就如同没有全球性的文化一样，也没有全球化的历史观。”⑨ 史学方法的价值中立立场，是与历史观的缺乏为依托的，这种观念与近代中国史学方法的传统有关。有学者指出，近代以来的史学大家，诸如，梁启超认为史家要“有心识”、“怀哲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陈寅恪的“诗史互证”，顾颉刚的“考而信古”，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些基本上是一些新的史学方法论，虽不乏真知灼见，却较少涉及“历史的性质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⑩ 这指出了，作为历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也许可以是价值中立的，比如在考证史料的确凿性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但是否能够由此延伸出整体上史学方法可以是价值中立的，值得讨论。但确实存在这种观点。如有人在构建历史学方法的新体系时，认为史学方法新体系包括：第一层次是通用的方法，包括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系统的方法。第二层次是保留的方法，即史料学方法、历史表述法。其他还包括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人文科学方法。这样一种观点，价值判断问题被忽略了。(11)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受到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在谈论史学方法论问题时，较少考虑到历史观念的作用。 实际上一旦历史研究涉及对历史过程的性质进行判断，是不能缺少价值判断的。史学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同史学题材的范围相联系。要对历史的本质作出判断，对历史过程的趋势进行探测，就必须将价值判断作为引导方法的尺度。这在西方史学中同样如此。例如，美国史学家柯文正确地发现，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论是对思想史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经济、政治史的研究，都深深地陷于源自西方的现代话语叙事中。“最大的传统是将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传统是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化的主要阻碍因素。”他“要求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性来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发现历史”。(12) 柯文所发现的史学方法论问题表明，史学方法的运用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很明显这里可以继续深究的方法论问题是，有人认为历史真理只存在于事实中，历史认识的价值判断仅是主观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把事实认定作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了，割裂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其造成的后果是，历史研究只做事实性研究，不必进行价值评价。对此，庞卓恒先生指出：“历史学，总要对各种历史事物的是非善恶或利弊得失做出一定的判断，总要对历史人物作为的成败原因或国家民族兴衰做出一定的阐释”；那种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站在不偏不倚的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向读者提供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纯事实的历史陈述或纯客观的历史真相”的观念，不是科学的历史观念。(13) 吴承明先生也指出：“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史学理论都可视为方法论。”(14) 目前历史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不能回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多，与这种认识的存在是相关的。比如社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将一部社会史变成了社会生活现象的胪列、描述和常识化的解释”的问题。由于忽视价值判断，在当前史学界的历史观念中，实证主义史学被推崇到历史科学代名词的地步。 还有人指出，“以取自西方的社会理论与问题思路，来切入中国历史，是否能取得有效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公共领域等概念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如何掌握其适用度？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只掌握历史方法，不要历史理论能不能推动历史学的进步？近几年，中国历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普遍降低，这导致整个历史学界的理论水平普遍降低。这一问题呈现的后果表现为，历史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按照巴勒克拉夫的研究，唯物史观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历史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批评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简单化做法时，几乎丢掉了这一理论。而目前唯物史观理论不受重视，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就减弱了，历史研究工作者都忙于去生产知识，而这些知识又和现实脱节，历史学的影响就少了。对此，许纪霖尖锐地谈到，史学堕落为一门纯技术的学科，在考证史实、填补空白的背后，不再有炽热的史的关怀，不再有尖锐的问题意识。很多人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外，在其他知识领域表现出惊人的无知。(15) 第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开阔了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更新了历史观念，丰富了历史思维，对于中国历史学跟上世界历史学的潮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味模仿与简单套用概念的问题，“与当代中国史学界急于创新的浮躁学风相应，对理论的运用却不断地走进陷阱和危机”。(16)“总体而言，中国内地的历史学研究，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本上是以回应西方中国学的论题来奠定自身的分布格局的。”“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与早期美国中国学的主题相吻合，几乎达到了相互呼应的程度。”其后果体现为，史学界“没有针对自身的问题形成独立的设问方式和知识诠释的品格”，“总是亦步亦趋地随着潮流不断摇摆，或被美国中国学内部不断转换的话题所左右，并误以为他们探讨中国问题的苦恼和思考，就理所当然地同样成为我们自己的阐释目标”。(17) 总之，“隔着现成的抽象概念来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乃至无法提出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里存在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如何看待方法应用上的模仿行为？如何超越它？超越的标志是什么？ 这一问题不仅发生在当代，在历史上也曾反复出现过。50年前，当史学界引进、应用唯物史观时发生过这种简单的模仿行为。这方面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历史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应用的讨论中，史学界曾作过很多研究。不仅如此，在20世纪初至建国前的时期，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应用，也发生过简单化的模仿行为，其情形与今日十分相似。大量的西方理论与方法被翻译介绍过来，历史研究的工具空前丰富，“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崇拜和倾倒”一时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突出心态”。(18) 例如，“胡适主要依据进化论和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对先秦的思想学术做了整理，凸显了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后，人们惊叹该书对中国先秦思想史所做明确的条理性分析的同时，不免对这种主要用进化论和实验主义勾勒出来的中国思想史产生疑惑。金岳霖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9) 对于这种重复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这其中一定是有某种必然性的。当一种外域的理论与方法被引进、应用时，模仿是必经的第一个阶段，这在自然科学也是如此。亦步亦趋是模仿行为的状态，它必然带有幼稚与简单的方式。模仿就是学习，而学习是吸收，因此，模仿行为的特点是没有创新。既然模仿是必然的，那么，简单化就不可避免。巴勒克拉夫在评说欧洲中心论对历史学的影响时所说过的话，对此有借鉴意义。他说：“他们（指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束缚，从而能够用崭新的认识能力去看待各种问题，并且赋予这些问题的答案以积极的内容。然而，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或北美）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20) 这就是说，当人们已经意识到欧洲中心论是不对的了，但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这就说明其中是有客观必然性的。 如何才能超越模仿而进入到创新阶段？这期间实现转化的中介过程是什么？其创新的标志又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是我们认识史学方法发展规律的重要节点。我们认为，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应该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问题。从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看，模仿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简单地将所引进的概念、范畴直接地与本土的历史事实对应起来，认为这就是在应用新方法了。吴承明先生曾指出：“选用任何理论，都应是启发式的，而不是实证性的。在经济史论述中时见‘根据某种理论，应如何如何’语式，这是最笨的用法。”(21) 这方面体现的问题表现为概念化，即用本来不为原有理论所指涉的事实去比附原有的理论。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是在总结抽象西方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原本并没有涵盖我们本土的历史事实，当其被运用到本土的历史事实研究中时，模仿行为只是现成地将本土的历史事实套用到那些概念上，而不是用引进的方法去发现本土历史中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是实验性的，它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证明一种新的理论与方法如何用来作为研究的手段，其局限是不能为所要阐明的历史提供新的认识。二是由于不能在本土的历史认识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也就不能在研究中形成独到的历史认识，从而也不能形成新的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也不会为原有的理论增加新的知识成分。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在模仿阶段，引进、应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一概都不会产生新的理论观点，从而不会对发展原有的理论与方法有任何作用。 应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在我们的历史中发现自己的问题，经过研究产生出客观的历史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概括，形成特殊的，即新的范畴或概念，对所引进的理论和方法作出补充、完善或丰富，这就是对第二个问题即创新的标志是什么的回答。换句话说，能否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形成独特的历史认识，从历史认识中形成独特的、特殊的理论概念，是史学是否超越了模仿阶段而进入到创新阶段的标志。它表明我们已经能够从方法论与实际相结合出发，形成了创新意识，这恰恰是我们能够从方法、本质、整体上理解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证明，这一证明是超越模仿阶段的象征。在这样的情境中，不仅对本土的历史有了客观的认识，而且还使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得到发展。应用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如果不能对原有的理论与方法作出新的补充、完善，丰富原有理论与方法的概念、范畴，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样的应用仍然没有脱离模仿阶段。 研究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研究历史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永远互相交错、叠加在一起，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从理论上看，普遍性来源于特殊性，特殊性涵盖着普遍性。普遍性从特殊性中抽象而来，并指导特殊性的发现。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所谓的模仿，实际上就是把所要弄清楚的事物的特殊性简单地与理论、方法的普遍性对应起来，以求得对事物的理解。显然，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求得了对事物的普遍性的认知，即我们在所要弄清楚的事物身上发现了抽象出原有理论和方法背后的那些事物的共性。然而这样的认知只是加深了对原有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而不会对原有理论和方法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当历史认识由此更进一步，它应用原有理论和方法，去发现所要弄清楚的事物的特殊性，并对这种特殊性进行理论的概括，形成一些新的范畴和概念，这时它就可以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补充和完善，起到丰富原有理论和方法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理论和方法得到发展，历史认识走向了创新阶段。 三 在当代史学思潮中，受到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否定对历史进行宏观的概括分析研究，即否定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合理性，进而也否定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导向作用，是史学方法论中最凸显的问题。1987年在成都召开的全国第四届史学理论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提出了重视历史认识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如何理解历史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历史认识与历史学的性质等问题。讨论成果是将历史认识分为三个方面：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后来受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在90年代后将历史认识归结为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抽象性被取消了。从这里体现出的史学方法论问题是，史学界已经丢掉了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不要宏大叙事，有意偏离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哲学确实是在思辨历史哲学后面出现的，但不是它的科学性就一定能够覆盖思辨历史哲学。思辨历史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是不是就完全丧失了科学性？就在历史学界亦步亦趋地跟在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之后时，西方学者福山在20世纪末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用黑格尔哲学思想总结近代以来的四百年世界史，很快被翻译为十几国文字，广泛流传。与此同时，全球史权威海格纳德·德赛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也写出了新的历史哲学著作《马克思的复仇》，概述20世纪史。在此稍前，西方学者曾针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追问，写出了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等著作，这可以看做是21世纪的新的历史观。这些事实说明，宏大叙事、思辨历史哲学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要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说明。 我们为什么会需要思辨历史哲学？是因为思辨历史哲学是一种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有助于人类的生存。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经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人类才得以发展到今天。人类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会停留在认识具体事项的阶段，他总是希望认识永恒的存在。认识事物的普遍性，这是人类理性的特征。反映在历史认识上，就表现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这有如在自然科学中，不仅要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现象进行认识，也需要对自然的生命规律进行认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诉之思想表达，就形成了历史的宏大叙事。这一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历史的哲学考察。思辨历史哲学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是对一人一事的考察，而是从某一时代的哲学的高度对历史的普遍性进行考察。它用历史事实作为例证，反映出时代的哲学精神。思辨历史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证明。思辨历史哲学用概念推理的方式进行历史考察。它用历史起源、历史动力、历史规律、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历史趋势、历史进程、历史目的、历史阶段、历史运行机制、历史模式等范畴和概念总结历史进程。它的话语表达方式是系统性、抽象性、概括性的，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是通过对人类历史规律的揭示，对人类未来的历史走向作出预测。只要人类还需要经验、需要精神、需要理性，就需要思辨历史哲学。 实际上，从人类产生思想以来，历史哲学思维就一直伴随着人类。从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论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历史的哲学思考。现今还广泛地流传于世界后进民族中的创世史诗，集中地保留着原始历史哲学思维的内容。它们曾经对原始人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起到了思想上的指导作用。在人类古代文明史中，产生过循环历史哲学、天命历史哲学、神意历史哲学、英雄历史哲学等等，近代产生过人性历史哲学、理性历史哲学、文化历史哲学、唯物史观等等，它们对于形成人类各个不同时期的民族精神，认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产生了生态历史哲学，它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为人类解决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着思想上的认识工具。总之，如果没有思辨历史哲学，我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就可能会停留在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上，而不能达致历史的本质。其历史认识将是散乱的、不完整的、不深刻的。 这样一种有用的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什么在过去30年间，被认为是过时的？分析历史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冲击是一个方面，但仅仅归结于此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还是要从时代发展的特征进行探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各个民族、国家采用经济与科技竞争的方法发展自身，技术进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其效果十分显著。这有别于18、19世纪科学观念促进历史进步的时代。技术进步促成历史进步的时代特征，对于人类时代精神的塑造来说，是使人类理性的主流因此成为分析性的。各个民族、国家面对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各自发展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都因其是分析性的而带有技术性的特点，如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等。这种技术性的特点，同样体现在自然科学中，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它们在原理上相通于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辩证法的技术性实证化的证明。20世纪最后的30年，不是一个观念理论进步的时期，而是一个技术理论进步的时期。 各种分析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对思辨历史哲学构成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它们分割了思辨历史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功能。如思辨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统一性的探究，为社会学与未来学所分割，社会学研究现实，未来学研究发展趋势。思辨历史哲学对人类各民族精神普遍性的探究，为人类学的比较文化学所分割等。第二，它们使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定量化、精确化了，这为制定各个民族国家合适的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决策工具。它们的实际效用使人们对此产生了信任感和依赖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人们逐渐淡忘了思辨历史哲学，不再去花力气进行历史哲学的研究，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于是兴盛起来。在和平发展的平稳时期，有这些技术性的理论与方法确实也能满足需要了。这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是在采用新方法的推动下获得的。但在20世纪末，当人类身陷环境、生态、能源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深渊时，人类的未来走向问题再一次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不解决好上述全球性问题，人类的前途将是不可持续的。历史的危机又一次促成了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的需要。生态文明观、生态历史观的出现说明，思辨历史哲学并没有过时。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这样一种认识所提供的对世界的洞察，是分析性的、定量化的认识所不可替代的。认识历史普遍性的思辨历史哲学仍然是人类进行历史经验总结的认识论工具，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它具有特殊的作用。著名世界史专家麦克尼尔在论述历史科学对人类世界观的形成作用时指出：由于人类处于生物进化的最高层次，人类进化最能体现出宇宙进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解释人类进化的历史科学，将成为说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最有效和权威的科学。由于定量研究方法并不能描述出进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对此仍然只能采用洞察历史本质的直觉的方法。世界观对于考察历史仍然是必要的。形成世界观的直觉的方法最初就是形成万物有灵论的方法，它是一种通过认识人自身进而去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从整体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方法。他认为，如果说19世纪、20世纪是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的世纪，那么，今后将是历史科学为自然科学提供方法论的世纪。(22) 对思辨历史哲学进行否定的一个附带效应是，有意无意间也产生了否定唯物史观的观念，认为唯物史观是宏大叙事之一种，由于宏大叙事已过时，因此唯物史观亦过时了。这是受分析历史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认识，同时与引进、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简单模仿行为也有关联。唯物史观还有没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需要从史学方法论说明的问题。 首先，我们将唯物史观之后所产生的思辨历史哲学拿来与唯物史观作一个比较，看看什么历史哲学更能科学地解释世界。唯物史观之后产生的思辨历史哲学有斯宾格勒的文化历史哲学、汤因比的文明历史哲学、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历史哲学、福山的人性尊严历史哲学、生态历史哲学等。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把人类历史比附为一种生物行为，有其生长和衰落，无异于从生物学的角度将人看做少年、青年、老年，这比起唯物史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待历史，在理论方法上是贫乏而肤浅的。弗洛伊德和福山从人性的角度看待人类历史，同样陷入抽象的陷阱，而在理论与方法上成为非辩证的。至于生态历史哲学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但它并没有否定唯物史观，而是和唯物史观形成互补，因为它们的理论导向都是为着人类的未来的。在当今世界讲生态问题，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意志、阶级利益这些概念，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导致了生态问题的产生。唯物史观历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导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构成了唯物史观与生态历史哲学的结合点。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唯物史观之后虽然产生出了各种思辨历史哲学，但它们的科学性在整体上都未能超出唯物史观。巴勒克拉夫曾主张当今唯一还有生命力的历史哲学是唯物史观，这在当代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 其次，我们要回答唯物史观的时代有效性存在于哪里的问题。这可以从历史正当性、现实合理性、学术科学性、话语包容性、认识真理性五个方面得到说明。关于历史正当性问题。唯物史观所指涉的现实仍然是人类今天还生活的世界，或者说，人类今天生活的世界仍然未脱离唯物史观的语境。唯物史观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学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类的最后归宿，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就仍然是历史科学的一项任务，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不能绕开唯物史观。当前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西方世界出现了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现象，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马克思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学者。关于现实合理性问题。唯物史观是一种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的的价值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为崇高的理想。现实的一定是合理的，合理的必定会成为现实。只要人类还需要理想，还要为改造现实而奋斗，唯物史观就能产生思想上的启发作用，如果说哪一天人类失去了理想，那么唯物史观就真的过时了，但是人类永远都不会失去对理想的追求。关于学术科学性问题。唯物史观主张从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分析中解释世界的变化，主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解历史，认为认识到历史的客观制约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互作用是科学说明历史的基本要求。这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是有理论价值的，它比起从文化的变迁、人性的永恒性的历史哲学来说，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关于话语包容性问题。唯物史观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应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相反它为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奠定科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学术研究中就采用过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等。唯物史观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是一种理论观点与具体方法的关系，应用唯物史观可以包含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使用。比如说，诺思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唯物史观的前提上生长起来，社会学的认同理论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精致化、细化表现。它们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是互补的。关于认识真理性问题。追求真理是认识活动的目的，一种理论如果不能对认识世界有所帮助，那它就不具有真理性，它就是过时的，或者是不现实的。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基石是辩证法，而辩证法在当代仍然是我们获取真理的认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否定真理的追求、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因而也否定辩证法，但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实际上，它们所做的只是把语言叙述的辩证法代替为一切事物的辩证法。 在历史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应用，最大的分歧产生在如何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与适用度方面，有人曾用“单线论”与“多线论”的不同进行区分，这反映了大部分实际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理解与应用中，还有一种思考和努力是应该甄别出来的，那就是主张从方法上理解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做法，这是既不同于“单线论”也不同于“多线论”的“方法论派”。这一派别主张，对于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不应拘泥于经典作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应囿于经典作家所采用过的范畴和概念，而是要运用经典作家所采用过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历史，从研究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和范畴。我们认为，这在本质上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不运用经典作家曾用过的范畴与概念研究历史，并不等于说放弃马克思主义；只会运用经典作家的范畴与概念研究历史，也并非等于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里的史学方法论问题就体现在，能否超越模仿阶段进入到创造阶段，是衡量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来，历史科学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如果不能对这些新的历史发现进行理论概括和说明，创造出新的范畴与概念，那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不能获得大的发展，就不能在应对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挑战上取得具有说服力的科学认识成就。为此，当代历史学研究应当鼓励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鼓励理论创新。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这种创新的尝试，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方面，是最为需要和必要的。 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长达数千年地延续下来？西方社会为什么在近代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研究中最有魅力的两个领域，它吸引着很多的历史学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坚持不懈地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两个领域中发生的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阶段，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智慧，其中所包含着的文化信息，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是进行自我认识最有用的教材。人类如何从过去走到今天？明天又将走向何方？人类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物，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聚焦于这两个领域的历史研究，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就像地球的经线与纬线一样，覆盖到各个方面。横向的如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质、东西方历史的不同发展道路、东西方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等等。纵向的则是在同一范围内将过去与现在作比较，如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继承与创新等等。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知识。今天的世界历史正处在一个大转折时期，资源、生态、人口、环境、现代性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人类对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以确定未来的走向，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依赖于历史的判断。一个和过去不一样的人类的未来，应当是什么样的，这样超前的思维，恰恰只能从思辨历史哲学中产生。历史知识一定要形成概念、形成观点、形成理论，它们究竟在多大的范围内、多深的程度上关注了现实，从而有助人的自我认识，是衡量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标准。历史知识并不是“再现过去”的知识，而是“发现过去”的知识，准确地说是发现过去在今天存在的知识，因为是“发现”，所以它和其他认识现实的知识一样，需要形成概念、观点和理论。正因为如此，历史知识也像其他科学知识一样，不可避免地具有假说的性质，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历史知识还没有被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它是假说，它能够被证伪，然而，证伪是科学进步的阶梯，当一种假说被另一种假说所代替的时候，历史科学就进步了。 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影响下，用实证的方法叙述个人的私人生活和狭小地区的社会史，即微观史学目前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的新史学出现，这样一种研究视觉的转换，是有新意的。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愿望，描绘某一个村庄风俗习惯的变迁、某一条街道的商业兴衰，这些都使我们感受到历史就是生活，生活是由细节构成的，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是历史的底色，变幻无常的历史风云不过是这一底色的面妆。这起到一种借鉴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要关注个人、关注身边的社区。然而，如果认为这就是新史学的唯一选择，而将政治史、制度史、历史过程、历史规律、杰出人物的研究视为“传统的”、“过时的”研究范式，那我们就不能认同了。视觉的转换并不是一个根本的评判标准，判定历史科学进步与否的最终尺度只能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只能从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追问的需求出发。生活固然是由细节构成的，但哪个人的一生没有几次重大的转折呢？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因此正如宏观研究不能代替微观研究一样，微观研究也不能代替宏观研究。注重细节和注重转折都有不可代替的意义。历史科学需要回归自身，但自闭于社会是不可取的。 正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是何其之多，又是何其重要，这对于每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都有种种的切身感受，从总的方面来说，这种转折可以说是以制度创新与社会重建为根本的。重大的历史转折、历史进程、历史规律、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考察，仍然是历史科学面临的研究课题。在这些历史的基本构成中，对中国古代社会事关全局的过程进行思考，发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从而在对现实问题的追问中作出一种历史的回答，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使命和责任。 注释： ①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9—140页。 ②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③ 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④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⑤ 宋镇豪、谢宝耿：《古史研究：会通多学科与启动现代思维》，《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 ⑥ 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83页。 ⑦ 赵世瑜：《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⑧ 高毅：《现代文明历史演进中的断裂与延续》，《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年第3期。 ⑨ 于沛：《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 ⑩ 冯金朋：《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1) 赵兴彬：《论史学方法体系的重建》，《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 (12) 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13) 庞卓恒：《历史观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第4期。 (14)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5) 转引自邹兆成、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16) 江湄：《实证观念与当代中国史学》，《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17) 杨念群：《“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8) 任东波：《“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19) 转引自方光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三个向度》，《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边界（专题讨论）》，《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20)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55页。 (21) 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22) 麦克尼尔：《历史与科学世界观》，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