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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歷史文化遺産研究院） 1949年以後考古出土及發現的楚簡已多達二十餘批，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發現，其內容除了常見的遣册、卜筮記錄外，還有大量的先秦古書，數量之豐富，內容之珍秘，已超過孔子壁中書、汲冢竹書，必將深遠地影響學術研究。 目前已發現的楚簡的年代，大致上與屈原生卒年代及楚辭（不包括漢人模擬之作）的創作年代相當。同爲楚地文獻，某些內容之間的相互印證，可以揭示楚辭賴以成長的文化背景。因此，出土的楚簡資料對于解釋、校讀《楚辭》和研究《楚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別是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經過本人整理，共發現有五篇楚辭類作品，其中《凡物流形》一篇已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七册發表，另外四篇將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八册發表。這五篇作品皆不見于今本《楚辭》，從體裁和句式看，也比今本各篇顯得更具原始性。相信這批早于屈原時代的楚辭資料之公布，必將對楚辭研究和中國文學史起到積極作用。 今以整理上博藏楚辭簡時所得所思，提出拙見，以求證于同好。 一、兮 “兮”作爲語氣詞，或在句中表停頓，或在句末，歌咏時起舒緩遲延作用，相當于“啊”，所以只用于詩詞歌賦中。在詩歌中大量運用語氣詞“兮”，成爲語言形式上一個顯著特徵，是《楚辭》的一大特色。但是，從上海博物館藏楚簡中的楚辭作品看，沒有一例寫作“兮”，皆寫爲“可”。例如《李頌》第1簡： 相吾官樹，桐且怡可（兮）。 剸外置中，衆木之紀可（兮）。 寒冬耆凔，燥其方落可（兮）。 鵬鳥之所集，  時而作可（兮）。 木斯獨生，榛棘之間可（兮）。 亘植兼成，欦其不還可（兮）。 再如《鶹鷅》： 子遺余鶹鷅含可（兮），鶹鷅之止含可（兮）。 欲衣而惡枲含可（兮），鶹鷅之羽含可（兮）。 子何舍余含可（兮），鶹鷅膀飛含可（兮）。 不織而欲衣含可（兮），…… 篇中之“可”，其用法皆同《楚辭》中習見的語氣詞“兮”。毫無問題，兩者肯定是同一個“詞”。 那麽，如何理解兩者的關係呢？ 《說文》：“兮，語所稽也。從丂、八，象氣越虧也。”許慎以爲是會意字，從古文字構形分析，“兮”字當是會意兼形聲字，實從“丂”得聲。而“可”字也從“丂”得聲，《說文》：“可，肎也。從口、丂，丂亦聲”。可見“兮”、“可”都是從“丂”音孳生，實出一系。所以，從虛詞的角度去理解，“兮”、“可”兩字可以看作是通假關係。從讀音上去考慮，楚簡中這裏的“可”應當讀爲“呵”。《老子》：“淵兮似萬物之宗”、“荒兮其未央哉”、“儽儽兮若無所歸”、“寂兮寥兮”等諸“兮”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本皆作“呵”，是“兮”通“可”讀爲“呵”的最好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有漢簡《詩經》，內容屬于《國風》和《小雅》，今本的“兮”字，簡文全部寫作“旖”，即相當于古書用作語氣詞的“猗”（“猗”、“旖”相通例子古書證甚多）。王引之在《經傳釋詞》卷四中曾指出，古書用作語氣詞的“猗”和“兮”是同一個詞。他所引例子如《書·秦誓》：“斷斷猗”，《禮記·大學》引作“斷斷兮”；《詩·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漢石經“猗”作“兮”等，皆其例。從文字構形分析，“旖”、“猗”皆從“奇”聲，而“奇”從“可”得聲，還是屬于“丂”音一系（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 如果簡單地從古音角度去看，這即是“jqx”讀爲“gkh”的關係，至今吳方言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從深層次的角度去想，“兮”字寫作“可（呵）”或“旖（猗）”未必一定是通假關係，它是否與方言用字有關？是否《楚辭》本來都是用“可（呵）”字，今本作“兮”字是後改的？因爲經過漢代的整理，古書的地方差异已失去原貌，我們研究當時的用字規律，往往缺少可靠的前提。所以，我想“兮”字問題還是值得進一步去研究。 二、只 《楚辭》中還經常見到語氣詞“只”，特別是《大招》篇，每句句末皆用“只”字，如：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鰅鱅短狐，王虺騫只。 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詩經》中也有將“只”用作語氣詞的個別例子，如《鄘風·柏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說文》：“只，語已詞也。從口，象氣下引之形。”可見東漢時的許慎已經將“只”看作語氣詞。洪興祖補注《大招》的“只”，也是引用《說文》之話語。《說文》段玉裁注謂：“矣，只，皆語止之詞。” 陳奐《詩》傳疏亦說：“凡只，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爲語詞。”關于用作語氣詞的“只”字，似乎從未有人懷疑過。 過去對古文字的“只”字構形不明，直到包山楚簡的出土，才始我們真正認識了“只”字的構形。李家浩先生在《信陽楚簡中的“杮枳”》一文中，對信陽楚簡中的“枳”字、包山楚簡中從“只”的幾個字作了很好的論證，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簡的“枝”字皆寫作“枳”，再次得到證實。《韓詩外傳》二卷二十三章：“陰其樹者，不折其枝。”郭店楚簡《語叢四》作：“利木陰者，不折其枳（枝）。”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弟子問》作：“賴乎其下，不折其枳（枝）。”上海博物館藏簡楚辭《李頌》：“亂木曾枳（枝）”與《楚辭·九章·橘頌》：“曾枝剡棘”則可以互相證明。枳，讀爲“枝”，見《廣雅·釋木》：“枳，枝也。” 楚簡中“只”字與從“只”的字寫作下列各形： 只  上博簡《鬼神之明》、  《彭祖》、  郭店簡《尊德義》 枳  包山簡、  上博簡《鬼神之明》  郭店簡《語叢（四）》、 郭店簡《唐虞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古書中習見的語氣詞“也”，在楚簡中有多種構形，如下所引： 1．  上博簡《緇衣》、  上博簡《性情論》 2．  郭店簡《唐虞之道》、  、 、 上博簡《緇衣》 3.  郭店簡《成之聞之》，  郭店簡《六德》 “也”字寫法各异，這裏既有書手的原因，也有底本來源的關係。 從上引例子來看，在楚簡中有的“也”字寫法與“只”字的構形極其相似，特別是第三例“也”字加了飾筆，與“只”的構形幾乎完全相同： 也 《成之聞之》 《六德》 只 《鬼神之明》 《彭祖》 因此，“也”“只”産生訛誤的機率非常高。如果同意《楚辭》中的“也”字訛誤成“只”這個看法，那麽在《楚辭》中用作句末語氣詞的“只”，其實就是常見用作語氣詞的“也”字，一點也不深奧難懂。《詩經》中的“只”字，亦應作如是觀。 三、亂 《楚辭》中往往在最後總結全篇要旨那一段的開首謂：“亂曰”云云，如《離騷》：“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注“亂曰”時指出：“亂，樂之卒章也。”這種看法似乎由來已久，如《國語·魯語下》“其輯之亂曰”韋昭注：“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 對“辭”字的解釋歷來研究楚辭者大都不脫以上窠臼，爲什麽樂之卒章曰“亂”？王逸注值得重視，他說：“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洪興祖補注也說：“亂者，終理一賦之終。”顔師古注《漢書·孝武李夫人傳》“亂曰”時亦說：“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實際上他們皆是以“理”訓“亂”，即訓詁學上的所謂“反訓”。“理”、“治”義同，“亂”訓爲“治”是訓詁學上作爲反訓的一個很著名例子，《爾雅·釋詁下》：“亂，治也。”《古文尚書·泰誓》：“余有亂臣十人”即訓爲“余有治臣十人”，書證有一大堆。 如果換一個角度思考，今本《楚辭》中的“亂”會不會是一個訛誤字呢？先師于省吾先生就曾經在課堂上指出過，《楚辭》中的“亂”字實爲“辭”字之訛。出土的楚簡使我們認識了楚文字的“亂”字，寫作：  、 ，見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等，構形與魏正始石經古文“亂”字同，長沙出土楚帛書寫法亦同，信陽楚簡寫作  ，是其省體。劉雨先生在考釋信陽楚簡時已經指出：“‘亂’又可通‘辭’。《楚辭》每言‘亂曰’實即‘辭曰’。‘辭’又可通‘ ’，‘’亦治也。”（見《信陽楚墓》附錄）。劉先生說得很好，但他把“亂”與“辭”看成是通假關係則不妥，兩字應屬訛誤。其實于師在1934年出版的《雙劍誃尚書新證》卷一《皋陶謨》“亂而敬”條下早就指出：“‘亂而敬’《史記》作‘治而敬’，‘治’與‘敬’詞不相屬，義不相反，《說文》籀文‘辭’從‘司’，金文‘治’作‘ ’或‘’，與‘辭’通用。‘’與‘亂’形似而訛。舊說訓‘亂’爲‘治’非的詁也。”儘管此處未涉及《楚辭》中的“亂”，但已經把“亂”、“辭”相訛誤的原因說得很清楚了。特別需要指出，在郭店楚簡中，《老子》甲本的“亂”字構形更省作“ ” ，與“”字更容易致誤了。“辭”、“亂”相訛，其實在古書中就有這方面的例子，《逸周書·皇門》：“不屑惠聽無辜之亂，亂是羞于王。”顯然此處“亂”訓“治”是講不通的，因此王念孫在《讀書雜志》中將兩“亂”字皆改爲“辭”，下“辭”字上移下文“乃維不順之”五字入之。他的看法，在清華楚簡中已得到證實（清華楚簡有《皇門》篇）。在浙江大學藏楚簡《左傳》中，也發現了“辭”字寫作“ ”與“亂”字訛誤的例子。 如果上述看法成立，那麽《楚辭》的“辭曰”意義需要重新解釋。我以爲，“辭”當讀爲“嗣”。“辭”字籀文作“ ，”與“嗣”皆從“司”聲，例可相通。《書·文侯之命》：“閔予小子嗣。”魏三體石經“嗣”作“祠”；《周禮·春官·大祝》：“一曰祠。”鄭注：“鄭司農云：‘祠當爲辭。’”是“祠”、“辭”、“嗣”相通之例，此不贅舉。《說文》：“嗣，諸侯嗣國也。”嗣，作爲名詞，有繼承、接續之意，《爾雅》：“嗣，繼也。”作爲副詞，有接著、隨後的意思。“嗣曰”之意，隨後之語也，與前人所說的“樂之卒章也”一點也不矛盾。 （編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