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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史诗研究 航柯作为芬兰民俗学者，当然也关注《卡勒瓦拉》和史诗传统。他在1985年和1999年的卡勒瓦拉庆祝大会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得到国际学者支持开展专题学术讨论会。航柯编辑出版《<卡勒瓦拉>和世界传统史诗》[14]，收录了他撰写的《作为表演的<卡勒瓦拉>》一文(The Kalevala as performance)，讨论《卡勒瓦拉》的创作过程。隆诺德出版了5个版本的《卡勒瓦拉》，第一个版本在1833年，最初编辑出版的民间诗歌，忠实于对民间诗人的收集，出版时的题目是《威纳莫伊恩的诗集》(Runokokous Väinämöisestä)。[15]1835年，根据第一版的内容重新出版了《老卡勒瓦拉》。隆诺德补充新的材料后，在1849年出版了现在的《卡勒瓦拉》。1862年，他为学校教材出版了简写版《卡勒瓦拉》。 航柯不是第一个关注《卡勒瓦拉》创作过程的学者，芬兰文学学者瓦伊诺·考科宁(Väinö Kaukonen)描述过《卡勒瓦拉》的创作过程的基本轮廓，芬兰民俗学者马蒂·库西(Matti Kuusi)指出《卡勒瓦拉》有五个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航柯分析《卡勒瓦拉》发展过程中体现了隆诺德的精神文本，通过分析隆诺德的笔记和其他文学材料，他认为隆诺德综合使用了各种不同版本的《卡勒瓦拉》。 航柯试图否定隆诺德仅仅作为《卡勒瓦拉》搜集者的老观念。隆诺德的卓越贡献不仅是搜集资料，他在搜集过程中将不通形式的《卡勒瓦拉》看作一个整体，并形成了自己的意识。航柯引用隆诺德自己的话支持这一假设，在1849年版《卡勒瓦拉》的前言中，隆诺德认为：他自己同样有权力像民间诗歌演唱者一样占有资料并做创造性改编。航柯从现代史诗研究的视角出发比较隆诺德和口头史诗演唱者，将隆诺德看作长篇史诗演唱者，这一方法的核心是精神文本，演唱者的精神文本是表演实践的基础。航柯总结说：《卡勒瓦拉》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五个不同作品，而是隆诺德记忆中的不连续的精神文本。 航柯认为隆诺德的田野调查方法代表了研究者的两种不同的记录文本的方法。第一种是边听边记，隆诺德像备忘录一样在纸上记录下每一行文字和足够的细节。第二种是表演后再记，他根据草稿记录表演过程的整个文本，附上自己的记忆和思考。 隆诺德在他生活的时代受到浪漫主义史诗理论的影响，理想目标是古老而著名的史诗。航柯调查了隆诺德和口头传统表演者的区别和一致性，提出“演唱转写”(singing scribe)是对隆诺德最恰当的称谓。 航柯发表《波罗的海东部地区的传统史诗比较研究》[16]，指出除了印度，还有其他地方的史诗传统，可以与《卡勒瓦拉》文本形成做比较研究。《卡勒瓦拉》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是波罗的海地区人民的典范。1861年，爱沙尼亚出版《卡列维博埃格》(Kalevipoeg)，1888年，拉脱维亚出版《拉克普莱西斯》(Lāčplēsis)，它们的搜集出版都出处于同《卡勒瓦拉》相同的原因：少数族群为建立他们的地位和身份象征的努力。航柯认为这些史诗的文本化(textualisation)过程，都是通过口头传统整理成书面史诗。通过分析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理念框架，航柯创造了“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tradition-oriented epic)的概念描述来源于口头传统，经过书面化创编后的史诗。 航柯认为，有些人浪漫地认为在欧洲人文明化的第三个千年，史诗传统还在延续，这种观点缺乏对现存长篇口头史诗知识的认识，不清楚口头史诗与书面史诗的区别。航柯比较20世纪90年代印度史诗文本化的实践和19世纪史诗的创作过程，证明篇幅长是口头史诗的特点。《卡勒瓦拉》也证明，书面史诗和口头史诗形成了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创作者可以任意使用口头材料的内容，隆诺德努力地忠实于口头资料。 芬兰卡累利阿史诗可能本来是长篇史诗，围绕这一可能产生了很多有趣的假说。航柯通过对史诗的经验性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假说，隆诺德从长篇史诗演唱者那里学来的，不仅有数千行史诗的表演技巧，还在长时段的演唱过程中传递其他信息的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