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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汉语的这一特性，因此对唱词有声律上的要求，对词的要求比对律诗的要求更严。比如说，苏轼所写之词一直被宋朝人认为是不协音律。李清照《论词》批评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苏轼门人晁补之曰：“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词牌对照苏轼的词，就会发现苏轼的词实际上是完全符合平仄规范的。宋朝人批评他不协音律，应该是指他所写的词的声调调值与旋律线有时会违背，用戏曲术语来讲就是容易“倒字”，使听众不容易听懂歌词。（注：对于苏轼词是否协律的问题，现代学者一直有争论。龙愉生、沈祖棻、施议对认为苏词全部合律或者大部分合律可歌；刘石、王水照则认为苏轼词大部分不合音律。但他们都没有从声调语言的特点这一角度来论述此一问题。）至于如何才能使腔（旋律）词（声调）相应，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于会泳在1963年针对京韵大鼓、单弦、评剧等使用北京话的戏曲、曲艺进行分析，认为腔词相应应该符合下列规则：阴平字的腔格最好不低于阳平、上声、去声的腔格（可以平近）；阳平字的腔格最好不低于阴平、上声、去声的腔格（可以平近）；上声字的腔格最好不低于阴平、阳平、去声字的腔格（可以平近）；去声字的腔格最好不高于阴平、阳平、上声字的腔格（可以平近）。（注：于会泳：《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1963年油印本，我没有能找到原文，转引自黄良喜《词腔相应论》，/uploads/collect/201711/06/ciqiang2648.doc。）黄良喜对十首最为流行的民歌进行分析后得出了近似的结论。（注：黄良喜：《词腔相应论》，/uploads/collect/201711/06/ciqiang2648.doc。于会泳的研究我没有看到原文不能妄断，但黄良喜先生的研究据我看似乎是有缺陷的：他随手选取的十首民歌何以见得一定是词腔相应的典型呢？据此来制定规范是否肯定靠得住呢？）我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是想说明一点：声调语言入乐，会给听众理解歌词带来较大的困难，比起无声调语言来，人们更需要依靠文字的帮助来理解歌词。在文字产生之前，歌唱在汉语中只能适合于较短篇制的抒情状物，而不太适合于复杂的长篇叙事。复杂的长篇叙事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许多的专用名词（如人名、地名等），这对不熟悉故事的听众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即便是短篇的抒情状物也尽量要利用习惯的语言搭配，任何一种新颖的语言变化如果用旋律来演唱的话，都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这是汉族难于诞生长篇讲唱叙事诗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汉族诞生了一位如荷马一样杰出的天才，创制了长篇讲唱叙事诗，但数代过后，人们脱离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历史的记忆变得模糊，语言又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就不太能懂得歌词所讲述的意义，而这正是长篇叙事诗失传的时候。长篇叙事诗此时往往只剩下了一些片断，在不同的地区以不同的面貌传播，这也是我国神话零散、杂乱、不系统的原因。 三 但是，有人肯定会反驳，使用声调区别语意并起语法作用并不是汉语独有的语言现象，汉藏语系中的各种语言都有此一特点。可是，藏语系的藏族产生了《格萨尔王》这样的史诗；而属于侗傣语族壮傣语支的傣族更是一个叙事长诗十分发达的民族。傣族的叙事长诗有550部之众，长诗数量居全国56个民族之首（注：这些叙事长诗包括创世史诗、神话史诗、英雄史诗和悲剧叙事诗几个大类，以神话史诗和英雄史诗最为浩大。已收集到的叙事诗，短的在千行左右，长的达1．2万行。），其中的神话史诗《鸟沙巴罗》、《粘芭细敦》、《兰嘎西贺》与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英雄史诗《沾响》都是篇幅长达几万行以上的巨著。至于汉藏语系其他民族的长篇说唱叙事诗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又如何解释？ 实际上，要论证我的观点，真正有说服力的方法是将汉藏语系长篇说唱叙事诗的诞生过程逐一考察，而这显然是在一篇论文中无法完成的。在此我就选取藏族与傣族的情况来分析，我以为这是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知道了这两个实例，就大致上可以知道汉藏语系长篇讲唱叙事诗产生的一般情形。 首先来看藏族长篇讲唱叙事诗的产生情况。藏族具有叙事长诗并不能推翻我的上述论断。我们要知道，汉藏语系各语言的声调不是原生的，而是后起的，这一点学术界已很少有异议。这其中，各语言的声调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如缅甸语，学术界根据镌刻于1112年的妙齐提碑文来分析其语音特点，表明缅语此时尚无声调。（注：参见曾晓渝、陈平《从妙齐提碑文溯缅语声调之源》，第22—31页，《民族语文》2000年第2期。）藏语同样也不是在产生之初就有声调的。在国内藏语三大方言中，卫藏和康两大方言有声调，安多方言没有声调。金鹏先生说：根据书面语所反映的语言面貌和方言情况推测，藏文创制之时藏语尚无声调，藏语声调是随着历史上的演变而出现的。（注：见金鹏主编《藏语简志》，第6—7页，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金鹏先生根据的藏文书面语资料大致是反映7世纪左右语音面貌的，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大约产生于公元前后至公元五、六世纪，远远早于藏语产生声调之前。幸运的是，藏族在声调尚未产生之前就有了成熟的注音文字能够将史诗较方便地记录下来。而且，就乐器来说，藏族也很早就有了便于携带的弹拨乐器。他们那儿最流行的乐器是毕旺（琵琶、琴）、毕旺居吉巴（单弦琵琶或琴）、毕旺居松（三弦琵琶或琴）、毕旺居芒（多弦琵琶或琴）、札木年（弦子）、扎年琴等等。最著名的扎年琴就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藏族弹拨乐器。在5世达赖喇嘛时期，由第巴·桑结嘉措著的《眼耳意之喜筵》中就清楚地记载了扎年琴的历史和种类，琴弦的结构，指法和各种技法，并附有大量的日卡尔鲁（宫庭乐）曲谱和扎年琴弹奏的文学乐谱。在大昭寺壁画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1300多年以前藏王松赞干布十善法册的宏伟庆祝场面中，就有三把扎年琴弹奏的情形。总之，藏族的情况与印欧语系诸民族产生史诗的情况并无太大的不同：鼓励流动的游牧文化，方便携带的乐器，职业半职业的吟唱艺人，无声调（或声调产生以前）的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