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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斯堪的纳维亚：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家乡 当近代早期的地方史志要续接宏大历史叙事的时候，这些深受古典学和基督教经学熏陶的学者们难免会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依附于经书和古代史诗类作品，以迁徙为纽带，构拟出时代久远的族源。但也有些地方史志作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批判意识。例如出版于1599年的《奥尔登堡伯爵事纪》的作者说：“您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叙述德意志的大贵族、伯爵和老爷们的谱系、族群和起源？一般人或者从特洛伊人，或者从罗马人，或者从其他族群溯源，这样可以起到颂扬的作用。我经常发现这样子的书写方式有些吹捧过分，是从传说作品中追溯起源。此类作品多属自欺欺人！因此您可能有些吃惊地发现，许多德国老爷们的起源竟然来自于特洛伊人和罗马人。但是，更为可靠的族源是来自‘日耳曼人’和‘条顿人’。他们也不比罗马人更晚出。这次我所写作的《奥尔登堡伯爵事纪》，不会如此好高骛远，而是利用丰富的史家、史书、古老的碑铭、可信的年代记、纹章和书信。我将奥尔登堡那值得自豪的族源不过追溯到威德金德一世（Widukind，活跃于8世纪晚期）。” 进入18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也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推理出自然之法，取代神法，并从根本上否认《圣经》作为古代历史的权威性史料。对这种依托于圣史和史诗建构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进程，大哲学家伏尔泰非常不屑一顾。在世界历史教材——《风俗论》中，伏尔泰对以《圣经》为中心构建的世界历史模式冷嘲热讽，尽管他也认为文明的进程，“从东方国家开始”。他将“关于整个西方世界都是由雅弗之子歌篾繁殖出来”的说法当作“毫无根据的设想”。对于所谓的民族大迁徙，则指出其史料不足证： “关于蛮族，人们对他们的入侵和他们的来历都难有清楚的了解。普罗科匹厄斯、约尔南德斯给我们讲了一些神话，我们的所有作家都照抄不误。”因此，他在厚厚的作品中对于蛮族入侵的描述不过寥寥数笔而已。 正是在启蒙时代，历史学家们开始依据理性原则，脱离《圣经》和亚洲，在欧洲范围内系统论述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将拉齐乌斯等人从谱系溯源的角度追述日耳曼人起源史的系统，转变为对日耳曼民族古代史的专门性研究。18世纪初由马斯科夫出版的16卷本《古代日耳曼人史》富有代表性。马斯科夫强调要对古代所有日耳曼人进行统一考察， 否则他们的历史将难以理解。“古代日耳曼人领导北方民族，推翻了罗马强权，从而成为几乎所有欧洲民族的共同祖先。”古代日耳曼人史也就与罗马史一道构成了理解欧洲古代族群史的基础。马斯科夫强调，这种统一性必须载之于具体的史事，也就是古典史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记载。在最初的希腊史家那里，日耳曼人或者被当作斯基泰人或者凯尔特人，“如果没有别的证据，我们就不能把这些希腊史家笔下的记载当作日耳曼人的史事。实际上，希腊人对日耳曼人的了解混乱而不确切，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罗马人大规模地接触到日耳曼人为止。”所以，《古代日耳曼人史》中几乎没有罗马帝国之前的日耳曼人史。 《古代日耳曼人史》叙事起点的选择，使他无视了日耳曼人自东向西来到日耳曼尼亚的迁徙过程，而集中于讨论日耳曼人如何从日耳曼尼亚向外迁徙。依据这一原则，他也对法兰克人从特洛伊出逃的故事，置之不理。从这个角度而言，马斯科夫以其切断众流的学术勇气，将古代日耳曼人史从经书的笼罩下解脱出来，成为用批判史料方法进行研究的独特历史研究对象。他的批判方法，也与我们今天所用的方法差别不大。他说：“我参考了同时代或者接近当时的作家的论述，还包括罗马钱币、铭文和其他遗留物，以及一切可以用来资证的材料。诗人的作品和颂诗我也经常引用，但只是遵循历史的原则来处理，不会过于依赖它们……如果我的叙述过于简要，那是因为古代作家的作品没有提供更多的材料。如果有不同的叙述，我都加以注明，进行比较和取舍。” 《古代日耳曼人史》不再像《族群大迁徙论》那样满篇都是王名和贵族谱系，而是通过叙述史事来讨论日耳曼人的制度，属于当时正在兴起的制度史研究。“不像编年史那样只有叙事，而是要告诉读者各个族群的制度、盟约、法律和其他背景知识。”《族群大迁徙论》用拉丁文写作，有给当时声名显赫的福格尔家族成员约翰·雅各布·福格尔的献辞；而《古代日耳曼人史》则用德语完成，没有献辞，只有前言。两位作者考虑的读者群应该有所不同。马斯科夫大概面向更为普通的读者：“现在关于德意志历史和古物的书籍都深受读者的欢迎，鼓舞我来尝试写作本民族的古史。” 马斯科夫所梳理的日耳曼人迁徙史，其实就是一部日耳曼人族群在迁徙中不断战斗，最终创建各主要欧洲王国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日耳曼人崇尚自由，召开全民大会，进行集体决策；不爱城市，自愿定居在农村，分地服役，成为封建地主老爷；在有些地方保留了日耳曼语言，在有些地方则只是带来了一些外来语；罗马的法律起初得到维持，但逐渐让位于日耳曼习惯法；罗马的服饰几乎彻底消失；而最为惊人的变化则是军事组织和战争艺术的日耳曼化。《古代日耳曼人史》很快就被译成英文，供英语读者了解祖先的历史和 制度。“我们祖先的历史，还没有用英语专门地加以论述过；我们的法律、值得歌颂的古代习俗，以及我们的宪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他们（古代日耳曼人）的制度为模板而形成的。” 据说，《古代日耳曼人史》对爱德华·吉本影响很大。吉本于1776年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他自认为是“一个不带偏见的陌生人，从他们的发现，他们的争辩，甚至他们的谬误所传授的指导中，掌握一些原始的材料，可以描述处在高卢臣服于墨洛温王朝国君的武力和法律之下的罗马省民所面对的情况。”但是，吉本其实还是有很明显的立场。他从文明与野蛮，蒙昧与理性对立的角度，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考察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人民受到的迫害以及民智的倒退。 虽然马斯科夫和吉本都自诩不带偏见地评说日耳曼人大迁徙，但实际上两人都让读者感受到了强烈的立场偏向。19世纪初，兰克才更加令人信服地站在了相对客观的立场上，来描述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他从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的角度，写下了成名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这部发表于1824年的青年之作，主题就是“展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族群的统一性”。统一性存在于三个方面：共同的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欧洲，同一个拉丁基督教世界。在正文开篇，他引用西哥特王阿陶尔夫的话：“在民族大迁徙开始之后不久， 在其事业的起点，西哥特王阿陶尔夫想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通过接受罗马法律，塑造一个新的哥特帝国。如果我们理解无误的话，那么他是想将西部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联合为一个新的整体。”通过引用，兰克引入了他的话题：民族大迁徙开启了欧洲统一性的进程。日耳曼人和罗马人通过融合最终形成了6个民族：法国人、德国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血缘上、宗教上、制度上、习俗上、思维上有亲缘关系”。 30年后，兰克前往慕尼黑，为新登基就受到1848年革命冲击和困扰的、昔日的学生、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讲授世界历史课，他对民族大迁徙的具体历史进程进行了稍微详细的解释。他首先指出，在塔西佗那里，日耳曼世界和罗马世界是对立的；正是民族大迁徙消解了这种对立，从而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民族大迁徙分为两种类型：远征定居型（西哥特人等）和移民型（法兰克人等）。但是日耳曼人与匈奴人不同， 后者完全是野蛮而不懂文化的（吉本运用人种志学和中国历史资料，曾证明二者都属于同一个野蛮世界），而日耳曼人是“我们的祖先”。因此日耳曼人大迁徙的影响绝不只是野蛮化。“罗马帝国的西部虽然被摧毁，但各个行省的人与占领者取得某种联合由此而产生了新的民族。同时，西方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和日耳曼完全与东方国家分离了。自那时起，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相互交融而自成一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发展变化。”日耳曼人接受了罗马行政管理的方法，同时在法律方面改善罗马法，并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宗教和文学为适应日耳曼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再创造，产生了第三种充满生机的元素。“教会、王权、宪法、管理、法律、文学，所有这一切从这时起都逐渐发展成为罗马—日耳曼式的了。” 兰克对日耳曼人从何而来，并没有加以讨论。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耳曼起源问题又有了新的突破。语言学家通过比较梵文和欧洲语言，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亲缘关系，并通过比较词汇学构拟出“原始印度日耳曼语”（即“原始印欧语言”）。他们认为存在梵文和欧洲语言共同的语言来源，即“原始印度日耳曼语”，而使用该语言的人群，则被称为“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即“原始印欧人”）。这个族群原本定居在中亚地区，后来向四方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语言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梵文、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哥特语、古德语等。通过比较词汇学，假定这些语言共享同一词源的单词共同组成原始印度日耳曼语的词汇表，它们就组成了“原始印度日耳曼语”的常用词。通过这些词汇可以还原“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生活情况。例如他们业已定居下来，组成大家庭，采用阴历和十进制；了解了矿石，但没有使用金属工具；驯化了家畜，但不知道耕作；等等。“原始印度日耳曼语”和“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发现，重新与拉齐乌斯的传统，从而与中古经书言说的人类迁徙模式相互印证，使得从东到西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说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也是深受这一发现所鼓舞的革命家和学问家。为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中贯彻辩证唯物史观，他从生产力的发展出发，结合日耳曼人的迁徙过程，探索日耳曼人从氏族社会演化到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其具体成果体现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以及未刊遗稿《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在《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中，恩格斯认为，欧洲的所有人群或来自于非洲，或来自于亚洲。“在这许多次移民以后（皆在史前时代）发生了一次最后一个主要大部落雅利安人的迁徙。” 希腊人、拉丁人、斯基泰人、凯尔特人依次迁入欧洲，最后是日耳曼人，大约在公元前400多年以前开始迁入欧洲。日耳曼人被罗马人挡住了迁徙的步伐达300年之久。但到3世纪末，日耳曼人最终“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伦巴第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迁徙的方式是“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到达欧洲的日耳曼人被恩格斯称为“半游牧部落”，“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使用金属的知识”，迁徙到欧洲之后，就定居下来。由于耕作和畜牧上“显著的进步”，独立发展了自己的工业。经济的发展导致人口激增，产生人口过剩，开始“民族大迁徙”。 为了调查古代日耳曼人的经济发展状况，恩格斯广泛征引了考古学的成果。但他对这个刚刚兴起的日耳曼人考古学关注甚少，也未能对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进行批判。对于这门新考古学分支的兴起，其奠基人古斯塔夫·科希纳有明确的说法：“在19世纪70年代末，我是多么幸运，柏林的饱学之士、著名的日耳曼语言学家和古代史家卡尔·穆伦霍夫的学生们中，几乎没有人对我们民族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感兴趣……在80年代初，所有富有批判性的、视野不受限制的人们，都将欧洲作为原始印度日耳曼人的故乡，从而使我不再忽略原始印度日耳曼时期的欧洲各民族问题。”在意识到考古发现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之后，他提出：“只有先确定了该民族的故乡的正确地望，才能展现这一地区的文化史。换言之，那里出土的文物才会很清晰地展现出一个史前期的地层顺序，然后确立相对的时间坐标和绝对的时间定位。这方面富有开创性贡献的就是奥斯卡尔·蒙特利乌斯（Oscar Montelius）于1885年对瑞典的青铜时代所作的年代分析。” 借鉴瑞典考古学的成果，使得科希纳认为那里就是古代日耳曼人的故乡。但作为语言学家，科希纳也充分发扬了自己的优势，将文献回溯法与考古学相结合：“通过类比，从清晰的现在，或者从有丰富文化遗留的古代，向前回溯，照亮黑沉沉的史前时期。最好是通过古代史回溯到历史文献的开始时期，然后一直到更为古老的年代。尤其是将有关特定风格类型的知识与考古发现相印证，将具有明确地理界限的民族整体在考古学中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史前文化是文化裂变的结果，它不仅与地理上的变迁相关，而且也往往意味着人种方面的改变，即“文化的变迁往往就意味着族群的改变”。后来的批评者将他的理论总结为一句话：“墓葬就是民族的界碑。” 科希纳明确反对关于日耳曼人起源的“亚洲说”，将自东向西的日耳曼人大迁徙说完全排除在视野之外。通过纸上记载与地下文物相印证，科希纳认为斯堪的纳维亚是日耳曼人的故乡。早在新石器时代，日耳曼人就定居在那里了。最初的印度日耳曼人自多瑙河流域兴起，然后向四周迁徙。最迟于公元前3000年，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定居于瑞典南部、丹麦等地，逐渐形成原始日耳曼人。公元前1400年，旧青铜文化形成，日耳曼人同时向外迁徙。约当公元前4世纪，日耳曼人渡过美因河，进入南德意志地区，同时也向东西方迁徙。 科希纳是非常自豪的。与希腊人和印度人用文献证明的历史（至多诞生于公元前1500年）相比，他用考古学证据证明了日耳曼人的历史比这些文明的历史还要早上1000年。“不像其他民族歪曲历史真相，我们德国人和其他日耳曼兄弟民族充满自豪，我们只有惊奇于这个北方原始小族群的力量，在史前和古代征服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和德意志地区，在中古时期征服了整个欧洲，在近代早期向更远的地球角落传播。” 科希纳本人对罗马帝国晚期发生的“民族大迁徙”并没有作太多的评论。但在他的影响下，德国考古学界确定了经典的日耳曼人考古地层年代学。约当公元前2000年，欧洲的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和当地土著结合，在波罗的海沿岸形成“原始日耳曼人”，并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800—公元前800年）。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身体特征被认为是这一族群体质上的典型代表。约当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日耳曼人进入旧铁器时代，开始向四周迁徙，尤其是向伊利里库姆地区推进。此后受到凯尔特文化的影响，进入新铁器时代， 直到公元前100年。接下来是罗马化时代，受到罗马行省文化的强烈影响，开始“民族定居”。在此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冲破罗马帝国的防线，扩散到整个欧洲（公元300—公元800年）。在这一考古地层学图谱中，最后也是最新的地层是“中古早期”（公元800—公元1000年）。 受到科希纳的巨大影响，日耳曼人考古学的工作指导原则是自后向前追溯，在欧洲找出原始日耳曼人乃至原始印度日耳曼人，并确立现代德意志人与原始日耳曼人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性。“德意志考古学试图揭示过去的状况，证明这种发展的连续性能跨越数千年。”1904年，路德维希·施密特综合了考古学、比较语言学、地理学等各种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以历史时期的文献考证和梳理为主，发表了集大成式作品——《日耳曼民族全史：至民族大迁徙结束》，按照属于东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属于西德意志的日耳曼人和属于北德意志的日耳曼人三大族群安排章节，提供了有史以来最为系统的民族大迁徙史。他承认，各个日耳曼人小部落聚集在某个强有力的部落的旗帜之下，导致日耳曼族群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但日耳曼人一直具有强有力的“统一性”认同。在民族大迁徙开始之后，日耳曼人按照部落（Gau）建制组合起来，每个部落约100男丁，由推选出来的酋长或者小王公率领，上面的领导人是公爵或者国王。王的权力非常有限，但兼有军事领袖和祭司之职，所以经常同时有双王被选立。日耳曼人战斗力很强，所以战士总数目并不大。日耳曼人军民不分，打战乃家常便饭。进入罗马境内之后，王权得到强化，建立王国。施密特也承认，由于史料不清，各个族群来自何方，如何肇建，缺乏坚实的证据。关于史前期的论述，施密特主要依赖于科希纳；他的民族大迁徙史也是在“日耳曼人统一性”之下进行的论述，这种统一性就是“德国人（德意志人）”的祖先。在谋篇布局中，施密特将有关日耳曼人的制度描述与各个族群的迁徙过程一分为二，而没有依据历史变迁加以动态地考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