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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有其自身的演变史。本文以德国史学史为主，梳理该术语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民族大迁徙”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术语，用来解释罗马帝国晚期北方族群逐渐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定居，并建立起自己的政府的历史进程。此后，逐渐形成了“自东向西迁徙” 和“自北向南迁徙”两大理论解释框架。二战以后，族群迁徙理论逐渐让位于族群生成（凝聚）理论。近年来，族群认同研究取而代之，将中古早期的族群问题从人种志学领域解放出来，而以政治文化研究为主。目前，如何看待中古早期史中族群研究的必要性，学术界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关键词：民族大迁徙 族群生成 族群认同 自东向西迁徙理论 自北向南迁徙理论 2015年可以说是欧洲的“难民之年”。在德国，难民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在诸多的讨论之中，中古早期的“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备受关注。2015年8月23日，《世界报》（Die Welt）刊发了署名记者文章：《这是新的民族大迁徙么？》（Ist das die neue Völkerwanderung?），作者布歇尔（Wolfgang Büscher）试图“打开历史书一读，发现，德国不会衰亡”。这句话显然在隐喻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他说：“这一切何时是个尽头，是否就像曾经发生过的那样，直到罗马匍匐在入侵的蛮族脚下？因为这就是遥远的明镜，镜面浮现出一行字：罗马的终结。” 出于这种焦虑，记者们需要征求历史学家的意见。2015年9月11日，《世界报》的记者对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 Demandt）进行了专访，题为《这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遭遇》。这位研究古代晚期的资深历史学家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一场新的民族大迁徙。 但这只是一家之言。11月6日，《柏林报》刊发了对洪堡大学中古史教授博尔果尔特的专访，题为《从来就不曾有过民族迁徙》。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学术界已经告别了‘民族大迁徙’这一术语，转而说移民。那么您怎么看‘民族大迁徙’呢？”博尔果尔特回答说：“这个术语是被人文主义者塑造出来的，1557年由维也纳的学者拉齐乌斯（Wolfgang Lazius，1514—1565年）首次在其作品《族群大迁徙论》中使用，旨在反驳一种观点：即基于塔西佗的作品而推导出的、一个边界固定、相对静止的、统一的日耳曼人世界。”但是，“民族从来就没有迁徙过。在所谓的‘民族大迁徙’时代，由各种不同族裔组成的群体在迁徙，他们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了稳定的王国，然后型塑为某个民族。是罗马人和希腊人赋予了他们各自的名称。但是，他们绝非单一的族裔群体，而是来自非常多元的族裔。有些群体使用其他知名的族名，并试图将自己与该族名的传统连接在一起。” 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引发史家的新思考。借此机会，本文拟对“民族大迁徙”的学术史，进行初步的梳理。早在2002年，英语学界就出版了《论蛮族认同性》，对德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民族大迁徙学说”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作为回应，奥地利科学院的瓦尔特·波尔教授也针锋相对地梳理学术史。2013年他发表了长篇理论文章《认同的策略：方法论集成》。同一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颜武德教授的专著《中古早期史研究的现代渊源》。这部书主要对英语和法语史学界和20世纪德语学者的研究进行了细腻的梳理，揭示了近三百年来中古早期史学与现实政治的纠葛。2014年《历史研究》发表了康凯的专题论文《“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在借鉴颜武德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东哥特王国研究为个案对英语世界的研究现状也做了较深入的介绍。今年，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将美国普林斯顿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帕特里克·格里的综述文章《作为跨文化互动的民族大迁徙》译成中文，以飨读者。有鉴于此，本文围绕德语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历史术语的来龙去脉略加梳理。 文章按照时间的顺序从中古早期叙述至当下。第一部分对“日耳曼人”如何与“德意志人”等同的历史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民族大迁徙”作为一个历史术语的由来，并介绍“亚洲起源说”的民族大迁徙模式。文章接下来对1700年之后开始出现的“欧洲本位说”的相关学术史进行探讨，说明“自东向西”“自亚洲征服欧洲”的民族大迁徙模式如何被“从北向南”、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的大迁徙模式所替代。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二战后“族群生成”理论的兴起。文章最后对当下的新研究动向稍作分析，以结束全文。  欧亚民族大迁徙（迄公元6世纪） 一、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 所谓民族大迁徙，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而言，“375年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由于匈人入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从多瑙河下游出发，到罗马帝国境内获取土地。伴随日耳曼国家的建立，导致5世纪罗马帝国西部瓦解。终结于568年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而广义的民族大迁徙还包括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日耳曼人向南的迁徙活动。作为一个历史术语，民族大迁徙实际上是指属于日耳曼人的诸多族群如何进入罗马帝国、获得土地，并建立王国的过程。其核心概念就是日耳曼人的统一性。因此，这里要先追溯这种统一性的获得。 古代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以莱茵河和多瑙河为界，在这一边界线之东、之北的欧洲其他族群，在当时并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所以，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主要依靠罗马作家的记叙。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他偶尔涉及这些族群的作家还有：博瑟多尼（Posedonius，约公元前135—公元前51年）、托勒密、老普林尼和斯特拉波等人。在作品中，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日耳曼人的族群、习俗、性格等方面的经典论述，代表了罗马帝国前期，罗马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认识。这些作家之间的描述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从而为此后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最初的资料。 公元4世纪至8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建立起自己的王国，按照时间的先后，大体有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盎格鲁—萨克逊诸王国、东哥特王国以及法兰克王国。这些新兴的蛮族王国都有记录其历史的作者，如东哥特王国的乔丹、法兰克王国的都尔主教格雷戈里、诺森伯里亚王国的比德等。在追溯族源的时候，他们很少使用塔西佗所用术语——日耳曼尼亚和日耳曼人，而是采用具体的族名。而且，在他们看来，各蛮族的历史就是基督教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拜占庭史家如普罗科比等则在继续使用“日耳曼人”。 8世纪晚期，卡西诺山的本尼迪克修院的修士主祭保罗在《伦巴第史》中，第一次试图对蛮族迁徙的历史提供一种宏大的解释，并使用了日耳曼人和日耳曼尼亚这两个术语。他认为，与南方相比，北方寒冷，故少疾疫，人口繁殖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活在日耳曼尼亚的诸部族被迫向外迁徙，“小部分前往亚洲，但大部分在欧洲内部迁徙，摧毁了高卢和伊利里库姆（Illyricum）的所有城市。但是受灾最为严重的是意大利，日耳曼尼亚诸部族中最为野蛮的族群对她进行了劫掠，如哥特人、汪达尔人、鲁吉人（Rugi）、赫鲁里人（Heroli）、图林根人（Turcilingi）等等。同样还有温尼鲁人（Winnilorum），即伦巴第人。他们源自于日耳曼人，后来快乐地统治了意大利。尽管对其迁徙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他们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岛。” 保罗将帝国衰落与蛮族入侵联系起来。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和意大利地区，这种观点并非鲜见。早在公元6世纪，非基督徒作家左西莫斯就将君士坦丁大帝与罗马帝国衰亡联系起来，认为他迁都，改变宗教信仰，引进了大量的蛮族人，是导致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左西莫斯也因此被兰克称誉为从蛮族与帝国关系中思考大历史的第一人。大体与左西莫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哥特人史家乔丹，却并不认为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支裔。在其《哥特史》中，他承认哥特人来源复杂，与匈奴人关系非常密切。他说：“许多部族用多个族的人名，例如罗马人用马其顿人名，希腊人用罗马人的名字；萨尔马提亚人用日耳曼人名，而哥特人则习惯借用匈奴人的名字。”他还说：“哥特人占了日耳曼人的土地，那里现在被法兰克人所占据。”暗示哥特人并不属于日耳曼人。其实，中古早期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说法，往往矛盾，一如古典作家，从而为后来的学术纷争开启了另一个源头。大体说来，意大利、希腊学者更多地继承了古代作家关于日耳曼人的术语传统，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新的族群认同正在形成中。 公元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在征服萨克森人，攻灭伦巴第王国之后，复兴了西部罗马帝国。“法兰克人”成为西部欧洲最为广泛的新族群认同。806年，查理曼发布《分国诏书》，将国土分割继承，其中东法兰克尼亚，即是原来的“日耳曼尼亚”。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介绍查理曼的婚姻生活的时候，说到“他另外还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为他的妻子法斯特拉达所生，法斯特拉达是东法兰克人，亦即日耳曼人”。查理曼的孙子——虔诚者路易之子日耳曼路易，因为分得东法兰克尼亚，所以得享绰号“日耳曼王”（Lodoici regis Germanorum, Hlodowici Germanorum regis）。成书于9世纪的《古本卜尼法斯传》则称誉传主为“日耳曼人的传教士”：“（圣）保罗是老师，则他（卜尼法斯）是学生；前者是万族之师，而他是日耳曼人的传教士。”10世纪末，由兰斯的修士里歇写作的《历史》中，则往往将日耳曼人与高卢人相提并论，称加洛林帝国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帝国”，称奥托为“日耳曼王”。“日耳曼王奥托死后，其子奥托被日耳曼人和比利时人推举为王。” 因此可以说，大体在9世纪，日耳曼人组成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是新兴的加洛林法兰克帝国的一部分，大体指莱茵河以东的东法兰克尼亚地区。10世纪建立的奥托王朝虽然重新将西部罗马皇帝的称号从意大利夺回，正式开启了延续近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但该王朝也大体延续着日耳曼王国的称号。随着这个王国的扩张，日耳曼尼亚这个原本限定于莱茵河东岸地区的地理概念，不断扩张其地理内涵，逐渐包括该王国所辖的全部地区。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奥托王朝被称为“条顿王国”。根据德国学者的调查，这个术语最初出现于920年的记事条中：“巴伐利亚人自愿接受公爵阿努尔夫的统治，让他统治条顿王国（Regno Teutonicorum）。”由于这部编年史现存的唯一抄本抄写于12世纪末，所以，这条纪事的历史真实性引发了学者们的争议。1990年，布玉尔教授发表《两个民族的诞生：德国人和法国人（9—11世纪）》，将条顿王国（即中古德国，拉丁语中的“条顿人”即是德语中的“德国人”）的形成系年于11世纪中期。不论“条顿王国”的出现是10世纪还是11世纪，这个术语的出现标志着中古早期的日耳曼王国，逐渐转变为德意志王国，成为现代德国的直接前身。 “条顿”术语的使用，与意大利人密切相关，现存关于这一术语最多的早期文献是著名的改革派教皇格雷戈里七世的文书集，一共出现了30多次。有学者指出，格雷戈里使用的“条顿”可能还含有一定的政治意图，例如他还将“条顿”与“萨克森”相提并论，意在说明自立为萨克森王的亨利四世之子亨利五世不属于条顿人的范畴，以达到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政治目的。 其实，早在9世纪晚期，圣高尔修道院的修士结巴诺特克在《圣高尔传》中提到圣高尔的诗歌时，就将“条顿”和“拉丁”对举，来说明语法规则。而11世纪末修订的《卡西诺山编年史》则明确提到了“条顿族”。“图勒（Tullensem）主教布鲁诺出身条顿族，乃王室后裔，罗马人请求并选举他为教皇，称之为利奥教皇。”因此，可以说，在南北关系的背景之下，从11世纪中期开始，在拉丁人和条顿人的二元关系之中，文献中“日耳曼人”被“条顿人”取代。而“条顿人”（Teutonus）正是“德意志人”（Deutsch）的拉丁文写法。 12世纪中期，出身皇族的弗赖辛主教奥托写作历史名著《双城史》（或《世界编年史》），他提及当时人对帝国的属性存在着争议。到底是法兰克人的帝国还是条顿人的帝国，他认为后者属于前者。“在我看来，拥有罗马城的条顿王国，也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在查理曼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统治全部高卢，即凯尔特、比利时、里昂和全部日耳曼尼亚（从莱茵河至伊利里库姆的地区）。此后王国分割继承，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都被称为法兰克王国。在西法兰克尼亚，王统一直延续到（胖子）查理。而在东部，即条顿人那里，查理曼的支系首先断绝，萨克森族的亨利继位。其子奥托从篡夺帝位的伦巴第人手中将帝位夺回，归于东法兰克人即条顿人，他也就被称为条顿人的第一位皇帝……加洛林失鹿，由其他家族或者操不同语言者继立，奥托所接掌的仍是同一个王国。”《双城史》将奥托创建的条顿王朝纳入到“法兰克帝国”乃至“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使得“条顿王朝” 向前直接追溯到5世纪创建的法兰克王国，而远绍于公元前8 世纪建城的罗马。 此后，“条顿”与“日耳曼”的互用逐渐流行开来。最为明确地表达这一看法的作者是科隆的圣玛丽亚教堂的教士洛厄斯的亚历山大。在其《历史札记》中提到了高卢人、条顿人、意大利人。在他看来：“条顿人”即“日耳曼人”，“属于同一族群”，而“意大利人”即“拉丁人”。但是在当时，像亚历山大这样明确地将日耳曼人等同于条顿人的作家并不太多， 大多数作者的用法还不是如此明晰。例如乌尔斯贝格的布尔卡德的《编年史》在提到族群时使用“日耳曼人”，而将德意志皇帝的军队称之为“条顿人”的军队。 到14世纪的时候，神圣罗马帝国将罗马与德意志帝国紧密地连成一体。要想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就必须去罗马加冕，否则只能被称为德意志国王。此后，随着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实力的增强，皇帝要想控制意大利越来越难。1452年，作为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最后一次前往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皇帝能够到罗马加冕。1453年，查理五世颁布“黄金诏书”，正式确立七大选帝侯，从事皇帝的推选工作。皇帝的产生与罗马教皇脱离关系。1508年，皇帝马克西米连将自己的皇帝称号改为“被选举的皇帝”（Imperator electus）。随着帝国与罗马日益分离，从普世性帝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地区性政治体，德意志地区也就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有别于罗马帝国的历史渊源。也正是作为现代德意志人的前身，赋予了日耳曼人最初的统一性。 古罗马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