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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让我们先从日耳曼要素谈起。 公元475年，日耳曼人攻陷罗马城，西罗马帝国覆灭。随之，大批日耳曼部落涌入西罗马帝国境内，纷纷建立起日耳曼政权，蛮族王国成为西欧的新主人。萨拜因指出: “在六世纪和九世纪之间，西欧的政治命运永远地转移到了日耳曼入侵者之手;他们对古老的帝国结构的冲击终于把它粉碎了。”① 日耳曼人来自欧洲北部多雾的海边。他们分为不同的部落，后来被统称为“日耳曼人”。不知道有民族和国家观念的日耳曼人，只形成了暂时的集团或战斗同盟。不同的日耳曼部落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有着相同的传统、信仰和社会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是通行马尔克(Mark)村社制度。在古代日耳曼部落里，马尔克制度几乎是唯一的制度，它在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里扎下了根，并且对中世纪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在整个中世纪里，它却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② 中世纪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村。在欧洲乡村公共生活中，有着马尔克传统的村社组织，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三十年西方的研究成果对此给予了特别的肯定。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庄园是欧洲中世纪乡村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中心，村庄仅仅被看作“古代公社的残余”。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人们越来越关心村庄共同体、公地制度等，庄园反而逐渐淡出历史学家的视野，这种现象被称为“退出庄园”( the retreat from the manor) 。笔者认为，事实上，庄园和村庄同等重要，庄园始终没有完全取代村庄，即使在残酷的农奴制下，村庄共同体仍然具有抵抗手段和行动的空间。无论一个佃户如何依赖他的领主，他都同时处于村庄共同体的权力之下，是其中的一员，参与活动，受其制约，也受其保护。村社从没有丧失集体行为，而且得到广泛认同。 中世纪庄园的“敞田制”( open field) ，明显保留了村庄的共耕习俗。敞田制本属于村社，被植入庄园并与领主经济结合起来，在欧洲存活了数百年。敞田制由份地制、条田制、轮耕制和共享荒地林地的公地制组成，该制度直到近代的圈地运动以后很久才寿终正寝。事实上，在中世纪的庄园里，村庄共同体承担着农业生产的管理职责，并通过一个耕作者会议来实施。在大多数地方，这一会议就是庄园法庭，当若干庄园聚集在一个村庄时，则要召开村民会议( village meeting) 。③ 村社负责定期调整每一户的条田，负责确定犁地、播种、收割的时间，同时提供“草地划分员”( meadsman) 等一类的管理人员。面对领主或上级权威，当需要的时候，村庄共同体可以集体行动。在意大利和法国农村到处都有具有自治特征的“公社”( communio， communia， communantia) ，他们大多经过集体盟誓，有着共同的原则、目标和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佃户集体认为领主的劳役量超过习惯法，村庄共同体可以出面谈判，进行抵制。英国某庄园因劳役量问题佃户与领主发生争议，漫长的诉讼斗争竟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最终以领主做出让步方告结束。④ 倘若没有村庄共同体的存在，这样长时期乃至世代相传的坚持和努力，是不可想象的。一些村庄共同体还有自己的印章，甚至有旗帜。⑤ 日耳曼马尔克村社标志性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大会。一切重大事情，包括罪犯的审判，都由自由民大会集体决定。酋长们可以决定小的事情，重大事情则先由酋长们详细讨论，然后再交部落会议做最后决定。庄园出现后，庄园法庭和村民会议往往合二而一。初期的庄园法庭，裁决者是法庭全体出席人，这显然是村民大会的遗风。以后，村民大会才逐渐被陪审团取代，而陪审团也是由佃户组成。十五六世纪庄园制名存实亡，村民会议更加凸显出来。以德国为例，他们定期举行村民会议讨论公共生活的相关问题，任命或罢免村官，而且不断颁布新村规。在法国，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⑥ 在实际生活中，“村规”( by － laws) 一直是庄园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和领主的共同协商和认可下，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被认为比一般的习惯法具有更高的权威。上层架构也深受日耳曼传统的影响。入主西欧前的日耳曼人也有“国王”，所谓“王”就是部落领袖，没有无限的权力。和平时期，他们的左右没有一般官吏簇拥。在日耳曼人的最高权力机构民众大会上，国王远不能随心所欲，不得施行刑罚、捆绑、拷打，而巫师则可以。⑦塔西佗描述的日耳曼部落统治方式，不论军事首领还是国王，其主要特征是权力来源于民众大会或共同体，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下源理论( ascending theory of government) 。⑧ 进入中世纪，西欧王权明显保留着古代日耳曼人的深深烙印。在一些地区，例如德意志的法兰克人是没有国王的。在英国，诺曼征服之前，国王对其民众的权力一直是相当微弱的。不论人们的观念中还是事实上，中世纪王权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血统，还取决于宗教性国王授职仪式和一定范围内的推举。研究王权的著名学者科恩指出: “在中世纪思想中，与自由选举的村社首领相似，王国的统治者既有权利也负有义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也由推举产生; 而且这种相似性比差异性更加重要……中世纪国王在某种程度上仅是一个村社首领而已”。显然，“村社首领和国王之间没有天壤之别，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⑨科恩对欧洲王权的深入研究，引导他将目光投向日耳曼人的野蛮时代，他明确指出，中世纪基本政治思想与其说是中世纪的，不如说源于古代日耳曼人。即使中世纪最有光彩的思想之一———附庸抵抗权利的观念，也是起源于古代日耳曼习惯，人们有权抵抗违反法律的国王。⑩ 王国的法律也有日耳曼传统的印记。在原始日耳曼人的观念中，法律是部落生活中的习俗和惯例，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日耳曼蛮族王国建立伊始，统治者颁布的法典，就是以往习俗和案例的记录。中世纪早期王国的法律，不过是将民众中业已流行的习惯法收集起来汇编成册而已。所以许多学者认为，西欧的法律是“发现”( discover) 的，而不是“制定”( make) 的，似颇有缘由。随着蛮族王国的成长，部落民主的方式落伍了。日耳曼传统对中世纪政治制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尽管统治者权力逐渐强化，社会等级分野日益明显，然而，法律来源于惯例的观念仍然存活，并且始终是法律来源、本质和其权威基础的主导理念。法律的权威在于它是早已实行的习俗与惯例，不论成文与否都具有约束力。正如同乔利夫指出的: “最初法律不是从国王那儿来的。”11“法律是祖先的法律”，维护“美好而古老的法律”( the good old law) 是最重要的。12 不仅在观念上，一些中世纪法律直接承袭日耳曼的惯例法，日耳曼人的《萨利克法典》即为英吉利法的重要蓝本。13 著名学者霍莱斯特指出: “政府的立宪原则多少世纪以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中世纪盛期最终订立时，仍是源于过去欧洲日耳曼的传统。”14 ①乔治·萨拜因著，邓正来译: 《政治学说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242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 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7 页。 ③琼·瑟克: 《公地》( Joan Thirsk，“The Common Fields”) ，《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第29 卷， 1964 年12月，第3 页。 ④齐维·拉兹: 《13 至14 世纪黑尔斯欧文修道院院长与佃户间的斗争》( Zvi Razi，“The Struggles between the Abbots of Halesowen and Their Tenant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T. H. 阿斯顿等编: 《社会关系和思想———纪念希尔顿论文选》( T. H. Aston et al，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Ideas: Essays in Honour of R. H. Hilton)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167 页。 ⑤戴尔指出，在中世纪英国，中央王权以下的地方政治单位，从横向关系看，是由郡共同体、镇( borough) 共同体和村庄共同体构成的。克里斯托弗·戴尔: 《中世纪英国村庄共同体及其衰落》( Christopher Dyer，“The Engli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 ，《不列颠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第33 卷，1994 年第4 期。 ⑥沃伦·O. 奥特: 《共同同意的村规》( Warren O. Ault，“Village By － laws by Common Consent”) ，《反射镜》( Speculum) 第29 卷，1954 年第2 期，第380 页。 ⑦塔西陀: 《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59、60 页。 ⑧沃尔特·乌尔曼: 《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Walter Ullmann，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企鹅1965 年版，第12—13 页。在中世纪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理论，认为权力并非来自民众，当然也并非来自国王，而是来源于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源理论 ( descending theory of government) 。 ⑨弗里茨·科恩: 《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 Fritz 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纽约1956 年版，第6 页。 ⑩ 弗里茨·科恩: 《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导言，第xviii 页。 11 J. E. A. 乔利夫: 《中世纪英国宪政史》( J. E. A. Jolliffe，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From the English Settlement to 1485) ，纽约1961 年版，第41—42 页。 12 弗里茨·科恩: 《中世纪的王权与法律》，第70 页。 13 F. 波洛克，F. W. 梅特兰: 《英国法律史》第1 卷，第7 页。 14 C. 沃伦·霍莱斯特: 《欧洲中世纪简史》，第20—21 页。 （原载于《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