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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英国主权国家最终得以形成，但与欧洲大陆不同，英国国家主权定位于议会中的国王，从而形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国家主权原则。这一原则将对英国早期政治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都铎 英国 主权 政治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561.3 在西方学术界，民族国家被普遍化为了现代国家的代名词，但它的核心特征是建立与一定地域和人群相联系的主权，本尼克特·安德森（Anderson, Benedict）就认为“主权国家”是衡量一个民族自由的尺度与象征 [1](P7)，因此以主权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代名词似乎更精当。而从英国政治史来看，都铎王朝时期是英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通过一系列战争与改革实现了对外独立与内部统一，最终使主权国家得以形成。英国都铎史专家埃尔顿（Elton, G. R.）就曾指出：“都铎革命最根本的成分是国家主权的概念”[2](P160)，但与欧洲大陆各国不同，都铎时期英国国家主权定位于议会中的国王，从而形成了“国王在议会中”的国家主权原则，而这一原则将对英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一. 都铎时期英国国家主权的特殊定位 西欧摆脱中世纪封建割据状态，形成独立的主权国家，其过程是大势所趋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谁掌握主权，而有可能掌握这个最高权力的侯选者从当时来看只有国王和从中世纪发展而来的等级会议，“它们之间的对话……最终决定了国家主权的定位（location）。……等级会议的强与弱决定了每个主权国家所采取的特殊宪政形式……”。[3](P106) 在这方面，英国与欧陆显然不同，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个富于宪政传统的国度。1215年，联合起来的贵族就利用英王约翰在大陆与法王斗争中的失败，迫使国王接受了《自由大宪章》，使王权受限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美国中世纪史专家斯特雷耶（J. R. Strayer）曾指出《自由大宪章》具有使其在中世纪结束之后依然能发挥重要政治作用的两大特征：它是全国的，不是地方的；它对中央政府施加了不至于使中央政府无法运作的合理限制。[4](P170) 因此在《自由大宪章》基础上英国的政治发展属于宪政史，而宪政的发展在随后两个世纪中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表达就是议会的发展。英国议会不像断断续续召开的法国三级会议，它从14世纪开始就基本保持一种连续召开的状态，并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到了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1377）在位末期，中世纪议会就已基本上获得了两项主要权力，即批税权和立法权。英国史学家麦考来（Macaulay, Thomas. B）曾精辟地总结了英国中世纪政治制度的“三大宪政原则”：“其一，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立法；其二，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其三，他必须按国家法律掌管行政，如果他违背法律，其谋臣及代办官员应负责任。”[5](P45) 应该说，正是这三大宪政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为英国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在都铎王朝时期最终发生质变准备了条件。 都铎王朝是亨利七世靠武力建立的，在合法性上处于软弱地位。因此亨利七世不得不依靠正在兴起的民族，把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基础。而在英国存在着这样的政治传统，即“得到议会的支持就可以利用民意的名义提供权力的合法性。”[6] 因此，为了推动宗教改革获得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必要的法律和民众支持，亨利八世也就不得不与议会进行协商，然而这恰恰为英国议会的质变带来了契机。亨利八世正是在议会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法案，推行其宗教改革政策的。《教士首年俸法》使国家截留了原来上缴罗马的教士首年薪俸和什一税，从而剥夺了罗马教廷对英国的征税权；《解散修道院法》对教区重新划分，使教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大为削弱，进而摧毁了教皇势力的在英国最后的藏身之处；《至尊法》宣布了英王和他的后嗣是英国国教（Anglicanism）在尘世的唯一领袖，拥有处理宗教事务的全权。而所有法案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上诉法》，它规定“本英格兰是一个帝国，并一向为世界所承认，由一个至尊首脑同时也是一个国王进行统治，他拥有同类帝国君主的那种尊严和高贵身份，天然谦恭地服从于他——仅次于对上帝——的是一个按照或名义上按照教士和俗人划分的所有类型和等级的人组成的国家政治体。”这里“帝国”一词有特殊的意思，它指的是一个政治实体，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受任何外国统治者的权威左右，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主权国家。[2](P160-161)诚然，如《上诉法》所宣称的那样，国王是全国最高的首脑，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国王，但是，毕竟是议会通过立法才使国王获得这个地位，因此也只有议会才能保护王权。最高权力属于国王，但最高权力的授予与保证均来自议会，这种政治体制导致一种特殊的王权与议会关系的诞生，即“国王在议会中”。[7](P133) 事实上，“国王在议会中”成为了当时英国的国家主权原则。这一原则意味着国家主权既不属于作为个人的国王，也不属于由上下两院组成的狭义议会，而属于“议会中的国王”，或者说，属于国王、上院、下院新三位一体的广义的议会。[8](P163) 这正如亨利八世1542年在议会演说时所说：“朕在任何场合都不似在议会中那样高高地屹立于王位。在议会中，朕是首脑，你们（指两院）是四肢，我们结合在一起，组成了国家。”[9](P277) 二.国家主权的特殊定位对英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影响 政治现代化，一般而言包含三个方面：政治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政治参与的扩大。[10](P152) 政治权威的理性化主要体现为主权国家的形成，它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更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根基，必然对政治功能的分化即国家机器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即政治的民主化产生重大影响。就英国而言，主权国家是在都铎时期形成的，而其主权定位于“议会中的国王”则决定了英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特殊路径，具体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是在保证英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同时，导致了现代国家机器建构的相对滞后。 国王在议会中虽然占有主导地位，但最根本的批税权依然属于议会。事实上，英王原本有机会建立完全独立的财政。亨利八世在位时已经将占全国总财富的四分之一的修道院和教堂的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足以使国王在财政上独立于议会的征税权，但是，这笔财产在被利用和吸收之前，其大部分却为了筹措对法作战的经费而被出售了。之后，国王并没有获得可替代的收入来源，开发矿产和出售官职都不成功，因此国王不得不继续依赖于议会在财政上的支持。虽然都铎政府的征税要求在议会很少遇到阻力，但这不等于赋税是无条件的，只有当政府令国民满意时，国民才会感谢政府并乐于纳税，这实际上导致了在财政上有求于议会的都铎政府不得不在决策方面付出征得议会认可从而维持一个“为民谋利”的政府形象的代价。而视社会稳定为第一要务的伊丽莎白也愿意接受这种“民众认可的君主”的地位与议会保持合作。国王与议会的合作的确保证了16世纪英国社会的相对和谐与统一，同时又由于英国岛国的地理位置和海峡的屏障作用，外国的入侵难于构成严重的威胁，这就使得在英国建立用于维持国内秩序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强大而专门化的国家机器显得不必要。英国一直没有建立大规模常备军（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曾建立起一支规模不大的常备军，但在1551年就由于财政困难而解散了[11](P62)），军队主要是由临时征召的未经训练的装备落后的民兵组成；虽然经历了“都铎政府革命”，英国的国家行政机构得到了健全和完善，但它始终没有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体系，直到17世纪初“英国中央政府可能还不如法国诺曼底一省政府规模大”[8](P173)，而地方政务则完全依靠主要由乡绅充当的不领薪的治安法官来主持，事实上依然保持着半自治状态。可以说，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形成，国家机器建构的相对滞后，是英国政治现代化起步阶段最大的特点之一。 二是有效限制了绝对王权，有利于英国率先迈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步伐。 “国王在议会中”的国家主权原则保证了英国议会逐渐成长为了民众参政限制王权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晚期，议会与王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早期的议会高贵大方的顺从她，中期的议会愤怒的服从她，晚期的议会却几乎要起来革命”[12](P6)，晚年的伊丽莎白“只有通过向下院的大部分要求做出让步她才能成功地维持其特权的形式。”[13](P41) 可见，16、17世纪之交英国议会已经成为了王权无法绕开的制约力量，而正是这种议会强大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能够率先迈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步伐，因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所说，“中世纪的等级议会和多元议会继续保持生命力与后来的民主趋势密切相关”，它们通常会变成倡导主权在民而抵御王权至上的工具。[14](P115) 17世纪英国的政治史恰恰例证了亨廷顿的观点。当“既不了解英国人民，也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的苏格兰斯图亚特君主登上英国王位之后，他们奉行“君权神授”，想方设法地绕开议会开征各种赋税。这种做法引起了当时作为社会新兴力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大的愤慨和不满，此时力量已经壮大了的议会（下院）自然就成为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抗绝对王权的合法阵地，同时，英王本身又由于长期以来受到议会在财政上的限制而缺乏足以镇压议会反抗的强大常备军，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17世纪就获得了胜利。革命的胜利使得王室的权力和特权逐渐受到削弱乃至终止，议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议会将代表全国，成为国家主权的最终归宿。 综上所述，作为各国现代化典范的英国，其主权国家是在都铎王朝时期最终形成的。但都铎时期英国国家主权的定位却相当特殊，即形成了主权属于“议会中的国王”的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影响了英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一方面导致了英国现代国家机器“发育”成熟的相对滞后，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才建立较完备的官僚系统和常备军；另一方面，则有利于英国中世纪政治制度与现代宪政制度相衔接，推动了英国率先迈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的步伐，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英国作为“宪政之乡”的美名。 参考文献： [1][美]本尼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 G. R. Elton.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3] Felix. Gilbert. The Norton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M].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70. [4] J. R. Strayer.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M].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Inc, 1955. [5]钱乘旦, 陈晓律.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6]钱乘旦. 英国王权的发展及文化与社会内涵[J]. 历史研究, 1991, (5). [7]刘新成. 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8]程汉大. 英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9] G.R.Elton. Tudor Constit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0]尹保云.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 Lawrence. 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12][美]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第七卷) [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13] A. G. R. Smith. The Government of Elizabethan England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7. [14][美]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