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只要看看神州大地到处都把《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厚黑学》捆绑在一起吆喝贩卖;只要有功夫留意一下,欣赏人们在欺生宰熟、坑蒙拐骗方面无师自通的高超演技,你就不能不承认,热衷权谋、深富韬略的确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机组成部分,所谓“帝王之兵,贵谋而贱战”,所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云云,正是这种文化传统的简练概括、形象写照。 它往好里说,是崇尚智慧,善于竞争,“四两拨千斤”;往坏处讲 ,是心术不正,鬼蜮伎俩,“害你没商量”。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总是存在,总有人把它视为政治手腕与能力,誉之为“识时务”,有水准。事实上也是这样,历史上大凡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人物,其成功的秘诀不外乎政治智慧超凡入圣,谋略运用炉火纯青,风风雨雨等闲而过,把握主动永不言败。 历史上这样的成功人士多得是,不过,我不愿意赶时髦、随大流,跟着别人去炒作、拜谒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康熙爷这类青史上的大牌明星,倒更喜欢关注那些有特色的二三流人物。 春秋初年的郑庄公,是最值得说道一番的。 郑庄公是春秋初年郑国的第三代国君,他在历史上的最大作为,是筚路蓝缕、拳打脚踢,通过各种手段使得西周末期才立国的小小郑国,在春秋初年率先崛起,“小霸”天下,一鸣惊人。 当然,与汉武帝、乾隆爷这类超级大腕的功业相比,郑庄公这点儿事功也实在算不得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但是若从郑庄公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政治技巧来考察,就不能不让人对他的深厚功力、绵长气韵表示由衷的佩服了。 郑庄公政治手腕的老练,政治操盘能力的出众,首先表现在料事能准。《孙子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又说“多算胜,少算不胜”,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成熟,不看他口惹悬河、不看他善于作秀,就看他有没有睿智的头脑,能否透过复杂纷纭的表象,一眼明了事物的本质,掌握战略态势的走向,料事如神,制敌先机。做到“未雨绸缪”,“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正是《管子》中提到的既“遍知”又“早知”的道理,因为所知有缺环,便不能掌握全局;而所知不及时,便失去时效性,成了“马后炮”“事后诸葛亮”了。 郑庄公在这方面可谓是第一流的高手,他与其父郑武公、其祖郑桓公三代均为周王室的卿士,对周王室的大小事务、各种矛盾是了若指掌,谙熟于心。因此,作为局内人,他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看到周王室外强中干、色厉内茬的事实,看到“天而既厌周德矣”的形势,认清“无可奈何花落去”,周天子权威的没落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凭实力进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机会即将来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郑庄公宁做“白眼狼”,不要虚声望,遂当机立断,高明决策,第一个跳将出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利用操控王室政务的便利条件,让肥水只流自家田,借鸡下蛋发展膨胀自己的势力,比曹孟德早上一千多年就玩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先后联鲁,伐宋,侵陈,灭许,一举造就“郑庄公小霸”的风光局面。 等到羽翼基本丰满后,又敢于过河拆桥,反目成仇,转过身来向周天子叫板,甚至不顾忌冒天下之大不韪,“太岁头上动土”,与周天子兵戈相向,敢作敢为,令全天下为之惊诧莫名,目瞪口呆,只好傻乎乎站在一旁看着郑庄公一步步攀登上霸主的宝座,成为开春秋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而郑庄公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就在于他早已算准了周王室的反应,早就看扁了周天子的那些能耐。 郑庄公政治手段的娴熟,政治操盘能力的超人,其次表现为遇事能忍。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可见,“遇事能忍”说白了便是要在处于下风时,能够装孙子,老虎扮猫,唾面自干。做到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不争谦让的方式,来达到争的根本目的,“夫唯不争,故无尤”。用杜牧《题乌江亭》的诗句说,就是“包羞忍耻是男儿”。一个人能够真正践行“装孙子”哲学,那么,他眼光之远,抱负之大,机心之深,胸襟之宽,都是臻于一流了,是令人畏惧、令人恐怖的,而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 “克段于鄢”就典型地反映了郑庄公遇事能忍的政治风格。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生他时是难产,吃足了苦头,因此郑庄公从小就不讨母亲的喜欢,横看竖瞧总是不顺眼;姜氏所宠信溺爱的,是郑庄公胞弟姬段。大人物的私生活也是政治,姜氏的爱憎好恶就为日后的朝廷冲突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看,姜氏是一个心胸狭窄,自以为是,喜欢自我表演、权力欲很强的女人。郑庄公登基后,她不甘寂寞,老是插手朝廷的政治,替爱子姬段经营前途。先是打军事要地制邑的主意,遭到挫折,“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逼迫庄公将姬段分封到京城(今河南荥阳东南),立为京城大叔。 大叔段进驻京城之后,即大修城邑,图谋不轨。大臣祭仲目睹这一情况,即提醒庄公要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尾大不掉的局面,以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郑庄公一笑了之,以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应付过去。面对姜氏与姬段这种串通一气,给自己多方制造麻烦,郑庄公做到了隐忍不发,故意装出一副无关痛痒、漫不经意的样子,忍下一时之气。大叔段见自己的举动没有遭到兄长的制止,便变本加厉,将郑国西部和北部的城邑攫为己有。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姬段的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之举,让郑庄公的臣子们都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夫公子吕就催促郑庄公迅速采取行动,有力应对,以免变生肘下、祸起萧墙,“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左传•隐公元年》)可郑庄公这时还是一再忍受,以“不义,不眤,厚将崩”为理由婉言谢绝了公子吕等大臣的建议,郑庄公如此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真可谓是忍耐功夫修炼到了家。 郑庄公的遇事能忍,也反映在他处理与周王室的关系问题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郑国与周王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周平王在位时为了稍加限制和分散郑庄公的权力,曾打算任命虢公林父为卿士。但由于事机不密,为郑庄公所侦知。郑庄公对此甚为不满,对周平王提出质询。平王力图予以否认,结果发生了“周郑交质”事件。周以王子孤在郑国为人质,郑则以太子忽为人质于周。一场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可实际上是双方互相猜忌更趋严重。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其孙姬林继位,是为周桓王。在这之前,在郑国充当人质的王子孤已客死于郑国。王子孤是周桓王的父亲,他的死使得桓王痛恨于郑庄公的专横忌刻,无法无天,加之桓王本人年少气盛,缺乏政治经验,因此上台伊始,即急不可待地处处屈辱和打击郑庄公,双方的关系更是日趋冷淡恶劣。 郑庄公毕竟富有政治经验,他知道一味和周天子闹僵并不符合郑的根本利益,所以他不愿激化矛盾,面对周桓王的作梗为难,他努力克制心内的恼怒,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于公元前717年主动前去王都洛阳朝拜周桓王,希望缓解长期以来彼此间的对立情绪。谁知周桓王是头犟驴,只图一时痛快,不顾后患无穷,一点也不买郑庄公的账,给郑庄公吃了个闭门羹,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接着周桓王又极不理智地干了两桩让郑庄公极度不愉快的事情。一是在公元前715年正式任命虢公林父为王室右卿士,让他与身为左卿士的郑庄公分庭抗礼。二是于公元前712年强行向郑庄公索取了邬、苏、刘、鄢等四座郑国城邑,而以本不属于周王所有的苏忿生12个邑作交换,这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让郑庄公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此番作弄使郑庄公极没面子。令他气不打一处来,但他深知“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最终还是按捺住怒火,硬生生地忍了。这种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忍劲,实在了得。可见,遇事能忍,是郑庄公显著的性格特征,而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喜怒不形于色,则正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郑庄公政治手腕的老练,掌控政治的天赋,第三表现为他出手能狠,雷霆万钧,干净利落,一步到位。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在周桓王刁难打击面前的退让,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而是韬光养晦,后发制人的做法。用军事术语讲,这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退却为手段,以反攻制敌为目的的攻势防御。(还是用杜牧《题乌江亭》诗句来形容,那便是“卷土重来未可期”。)他不曾对自己的胞弟和周桓王马上实施反制,不是他软弱,不是他胆怯,更不是他无能,而是他不能在没有准备就绪、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所以,郑庄公在隐忍退让的同时,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以求一招制敌,一举而胜。 郑庄公的对手们智商太低,对他真实的战略意图茫然无知,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妥协退让、欲擒故纵误认为是软弱可欺,于是乎得寸进尺、步步进逼:姬段利令智昏,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周桓王大打出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殊不知他们的所作所为,全然是在郑庄公的算计之中,他们的嚣张猖狂、忘乎所以,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他给予对手迎头的痛击:“克段于鄢”,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 大叔段在母亲姜氏的支持下,一直经营着篡权夺位的“大业”。郑庄公的隐忍放纵,使得他得意忘形,自以为机会来临,打算发动叛乱,乱中夺权。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整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缮武器,训练军队,并勾结姜氏充当内应,准备偷袭郑国国都。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郑庄公遂当机立断,命令公子吕统率200辆战车讨伐大叔段,直捣其叛乱的巢穴。在郑军山呼海啸般的强大攻势下,京邑的民众起来反对大叔段,大叔段被迫出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境内),郑庄公亲自统率大军征伐鄢邑。大叔段势穷力蹙,全线溃败,只好逃出郑国,“累累如丧家之犬”,流亡到卫国的共邑(今河南滑县)。至此,郑庄公彻底清除了内部的分裂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战于繻葛,郑庄公用新型的“鱼丽”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公元前707年,踌躇满志的周桓王下令剥夺郑庄公王朝左卿士的职位,把郑庄公逼进了死胡同。这一回郑庄公再也无法容忍,从此不再去朝觐周桓王。周桓王认为必须教训惩罚郑庄公无礼犯上的行为,便于同年秋天,亲率周、陈、蔡、卫联军对郑国发起进攻。郑庄公率兵迎战,双方军队遂在繻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一带摆开战场,进行决战。 交战前夕,双方调兵遣将,布列阵势。周桓王将周室联军分为三支:左军、右军、中军。其左军由卿士周公黑肩指挥,陈军附属于内;右军由卿士虢公林父指挥,蔡、卫军附属其中;作为主力的中军则由桓王本人亲自指挥。 郑庄公针对联军这一部署,也将郑军编组成三个部分:中军、左拒、右拒(“拒”是方阵的意思),指派祭仲、曼伯等大臣分别指挥左、右拒,自己则亲率中军,准备与周室联军一决雌雄。 正式交战之前,郑国大夫公子元对周室联军的组成情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陈国国内正发生动乱,其兵无斗志,其将无战心。如果先对联军左翼实施打击,陈军一定会土崩瓦解,不堪一击;而蔡、卫两军的战斗不强,届时也将难以抗衡郑军的进攻。据此,公子元建议郑庄公首先击破联军的薄弱部分——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联军的主力——中军。 郑庄公欣然接受了这一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另一位郑国大夫高渠弥鉴于以往郑军与北狄作战时, 郑前锋步兵被击破,后续战车失去掩护,以致无法同步兵进行有效协同作战的教训,主张改变具体的作战方式,编成“鱼丽阵”以应敌。“鱼丽阵”的基本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战车布列在前面,将步卒疏散配置于战车两侧及后方,形成车步协同配合、攻防灵活自如的整体。同时左、中、右三军部署上,是两翼靠前,中军稍后,成倒“品”字形,像张网捕鱼似的打击敌人。郑庄公不愧为一代雄主,善于开诚布公,集思广益,对高渠弥的建议拍案叫好,当即吩咐具体落实。 会战开始后,郑军按照既定作战部署向周室联军发起猛攻,旗动而鼓,击鼓而进。郑大夫曼伯指挥郑右军方阵,以泰山压顶之势攻击联军左翼的陈军,陈军果然士气低落,一触即溃,联军左翼遂告解体。与此同时,郑大夫祭仲也直指郑军左方阵,奋勇进击蔡、卫两军所在的联军右翼部队。蔡、卫军的情况也不比陈军好多少,未经几个回合的交锋,便弃盔丢甲,纷纷败退。周联军中军为溃兵所扰,军心动摇,阵势顿时纷乱。郑庄公立即摇旗指挥郑军中军,向周中军发动攻击。祭仲、曼伯麾下的左、右两大方阵也乘势合围,“以正合,以奇胜”,夹击周室中军。 失去了左右两翼掩护协同的周中军,无法抵抗郑三军的合击,仓皇后撤,周桓王本人也被郑将祝聃射中了肩膀。败得一塌糊涂,输得无话可说,周桓王无奈,只好下令部队脱离战场,保住部分力量。这就是所谓“箭上桓王肩”的来历。 无论是“克段于鄢”也好,还是繻葛之战也罢,都让我们看到了郑庄公在关键时候的果毅坚决,敢作敢为,看到郑庄公的铁血手腕,磐石意志。这就是:不出手则罢,一旦出手,那就又准又狠,雷霆万钧,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由此可见,出手能狠,正是郑庄公战略智慧超人一等,能够真正成就大事的显著标志。 郑庄公政治手腕运用上的娴熟、斗争艺术的炉火纯青,第四表现为善后能稳。孔子说:“过犹不及”;老子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孙子兵法》上也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 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张弛自如,见好便收。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好戏不要唱过头”。 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同样出神入化,可圈可点。当姬段逃窜共地之后,郑庄公便鸣金收兵,不再追击,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个时候的姬段已惶惶似丧家之犬,众叛亲离,形孤势单,失去了一切可供捣乱的资源,再也折腾不起什么大浪了,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工夫去对付,否则便是画蛇添足,自寻烦恼。 另外,由于郑庄公的母亲姜氏在这场叛乱中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她犹如“特洛伊木马”,企图与姬段里应外合,黑虎掏心,置郑庄公于死地,“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左传•隐公元年》)。对此,郑庄公的内心是既痛苦又愤恨,遂指天画地发下毒誓,永远不再见姜氏的面,“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但是为了社稷大局,他最终还是与姜氏和解了,“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事实上,能否真正“为母子如初”,尽释前嫌,那只有天知道!可在表面上,样子终究还过得去,郑庄公也借此而赢得“孝”名,在政治上替自己捞够了分数。 至于繻葛之战善后问题上的举措,更反映出郑庄公的机心深密,棋高一着。当郑国在战场上大获全胜已成定局时,郑军上下十分振奋,余勇可贾。祝聃等将领遂积极请战,建议郑军乘胜追击,以扩大战果。但是郑庄公坚决拒绝了部属们的请战要求,头脑异常冷静地表示:“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左传•桓公五年》)下令终止追击,放对手一马。 不仅如此,他还在当天晚上派遣专人前往周室联军的大营,慰问肩上中箭负伤的周桓王,从而给周桓王一个留面子、下台阶的机会,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没有闹到彻底破裂的地步。既赢得了利益,显足了威风;又留有了余地,杜绝了后患。左右逢源,进退裕如,一石二鸟,游刃有余,郑庄公战略识见的高明,斗争火候的掌握,政治运作中 “乾坤大挪移”的绝顶神功。真是令人观为叹止,用俗话来形容,便是“盖了帽了”。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气风发的郑庄公的“小霸”事业,早已事过境迁,烟消云散了。然而,郑庄公的战略意识与政治手腕却依旧让今天的读史者无任钦仰,不胜叹服! 的确,从更深的层次进行考察,我们应该承认,料事能准,遇事能忍,出手能狠,善后能稳,是古今中外成就大事业之人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它又何尝不可以成为今天从事国际战略角逐的有益借鉴: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一定要头脑清醒,沉着冷静,对局面有准确的分析,对大势有高明的预见,对自己有恰当的定位,不为假象而迷惑双眼,不因义愤而蒙蔽理智;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韬光养晦,自敛锋芒,创造条件,等待时机,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在关系到国家民族核心利益与根本得失的问题上,若条件成熟,机遇凑合,理应坚决出手,断然处置,一举而克,期于必成,所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至于在具体的斗争策略运用过程中,则必须巧妙地做到:有张有弛,有利有节,斗而不破,全胜至上,即所谓“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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