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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士大夫上给皇帝的奏疏是庙堂的应用文，本不以文章词采取胜。畅论时政，指陈时弊，胪列应兴应革之事，虽引经据典，为自己的主张找根据，但决不像我们常见的官样文章，满篇官话、套话、空话、废话……让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官样文章的作用在于走过场，开场锣鼓响过之后，生旦净末丑上场照本宣科，念过定场诗后跑回幕后，幕后的东西观众是看不到的。所以官话套话不止是形式主义，也不仅是制度僵化毫无活力的表现，它是一种表演，是愚弄老百姓的玩意，是现代专制主义的衍生物。古代的奏疏是写给皇帝的，它不负担向百姓宣传，统一思想的任务，所以必须要言之有物，不能有半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受书写工具的限制，臣下的奏疏也不能信口开河，长篇大论。做官的士大夫，除了起于草莽的开国臣子，多为满腹经纶的知识人。历代皇朝，当它稳定之后，都要举荐重用读书人，形成稳定的文官集团来理政治国。所以我们在史书上读到的很多奏疏不仅感到它指陈时弊痛快淋漓，而且为其文采斐然、引证广博、说理透辟、正气激扬而击节赞叹。李斯的《谏逐客疏》、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等许多奏疏都是《古文观止》上的名篇。西汉一朝，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名士且不论，即便那些不为后世所重，其名并不彰显的人物，因其奏疏留于史册，我们读后，仍感到文有可采，人有可风。下面聊举数例，以证斯言。 “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在西汉的历史中，梅福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没有高官显爵，当然没有运筹帷幄的庙堂之功，攻城略地的安邦之举，其最大的职位，不过是小小的县尉，顶多相当于如今科级公务员。去官之后，回到老家寿春，平头百姓而已。然而《汉书》上竟有他的传记，不为别的，只为他有两篇上成帝疏，所以班固堂而皇之地把他列入正史。其身已灭，其名犹存，其言犹应为后世所铭记。 梅福上成帝疏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即“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这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一位古人说的话，他是针对汉成帝不纳天下之言，对言者治罪加戮的恶政而提出的告诫。中国历史上，告诫统治者广开言路，不应以言治罪的言论很多，著名的有《召公谏厉王止谤》，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的名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厉王一味堵塞言路，甚至用卫巫这样的耳目“使监谤者”，卫巫“以告，则杀之。”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万马齐喑，人皆钳口的局面，还沾沾自喜，自以为能消弭谤言而安居高位，三年后，这个用特务监视言者，用刑罚来惩治言者的厉王就被推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害怕人民议政，这几乎是一个传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闭钳天下之口，到清王朝严酷的文字狱，这个传统一以贯之，到了清末民初，饭堂旅舍等公共场所还贴着“莫谈国事”的告语，盖因专制统治以民为敌，以愚民治民为能事的“治国理念”。梅福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他所提出的关于开放言论的主张或许还和现代政治 “言论自由”的观念有距离，但这确实也是中国言论自由之先声。他提出统治者必须重视“知识人”（士）的言论和见解，方可补弊政之失：“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他引用《诗经》中大雅的名句“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明吸引众多知识人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排斥知识人，打击知识人，视知识人如寇仇，这是颟顸凶恶的专制暴君最大的恶行。他举出两个“士”的例子，说明当知识人面对仇恨言论迫害言者的暴君时，是会跑到敌国发挥所长的。一个是古代的箕子，他是纣王的叔父，在暴君治下身心遭到迫害，性命难保，他佯狂而保命，后跑到周，写成《洪范》这样的著作；另一个是汉初名臣叔孙通，他本秦人，逃脱了秦国的暴政，归汉后，为汉朝制定了礼仪制度。这并非他们叛国背亲，实在是因为暴君治下，“不可为言也”。 统治者欲求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广开言路，奖励那些敢于进言的人，使人才脱颖而出，“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如果这样，天下之士方能砥砺奋发，吐忠言，献良策，使国家充满旺盛的活力。反之，如残暴的秦王朝那样，钳百姓之口，张诽谤之网，无疑“倒持秦阿，授楚其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才都赶到敌国去，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并非所有的言论都可取，其中必有不正确或不经不伦的偏宕之言，“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至众多也。然其俊杰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谬，施之当世合时务，亦亡（无）几人。”既如此，当有“言者无罪”的胸怀和气度。无论言者之言多么不中听，也不可以因其言而惩罚他，“夫戴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杀了一只枭鸟，鸾凤等鸟尽皆远逝，如此，治国者怎能听到良谋忠言呢？所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何以明其然也？”如果国人都“承顺上指”按统治者的心思意愿说话，错误荒谬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国家就会很危险了。汉朝建立以来，有三次大的危机，吕后之篡、霍氏、上官氏两大权贵家族的反叛之谋都危及汉家社稷，其原因，都是不能广开言路，止逆谋于初萌所致。所以，“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此言质之今日，也是振聋发聩之言。班固不因其身份卑微，籍籍无名而弃之，将其嘉言懿行载之史册，足见史家之卓识。 梅福上疏，没有得到皇帝的理睬，自此隐于家中，读书养性。那时没有什么信息传播的渠道，更谈不上互联网，所以他成不了网络大V，更成不了“公知”和“意见领袖”。大约他也深感苦闷吧！等到王莽专权，汉世衰微，他就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有人说他成了仙，后来还有人看见他更名改姓，在会稽的一家集市当了保安（吴市门卒）。孔子有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梅福晚年落魄，终入狂狷一流，这是帝王专制时代下层知识人的悲剧命运，如梅福者，大约还有很多吧！ “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 “立言、立功、立德”，古人称之为三不朽。官职和名位从来不是衡量一个人历史地位的标准。我读史书，见有些人已是宰相或名列三公九卿之位，但其名字仅在别处被提及，却找不到他的传记。此无他，盖因其人平庸，没有嘉言懿行或事功建树可被后人所铭记。在高位作恶者反被列入佞幸，被史家彰其恶而榜其丑，遗臭万年。中国古代史籍浩如烟海，如梁任公所言，一个人从孩提时把卷而读，至白首而不能穷竟。但只要有定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总能在其间发现瑰宝。史上先贤的智慧、思想及风姿华采数千年之后仍是滋养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今人诋毁排拒，只能见其愚。历史上的思想家、文学家且不论，仅以当时为职官者言，所行不过是尽职尽责之事，所言不过是应兴应革之务，当时之政事与今日之政事肯定风马牛，但历史在中国实在走得太慢，千年之后，古人针对时政时务所发议论，今人犹觉言在当前，事或有别理却相通，岂非太阳底下无新事，古人之言不可废乎？ 贡禹，汉元帝时人。此时的西汉王朝历经数代，离王朝新兴，制度草创之日已远，统治集团燕然怠惰，讲究奢侈享乐，渐趋腐败，贡禹上书，历数腐败奢华之弊，列举之事，直指皇室，请求皇帝减损。他首先指出远古大治时代的情形：“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无）它赋敛徭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以上图景，或许是可能的吧。皇室内只有九名嫔妃，养八匹马，宫墙只涂灰泥，木门之类也不雕刻花饰，皇室所用器物不雕画，打猎的园囿只有方圆几十里，且与百姓共用。税赋很轻，除什一税外，没有其他的赋敛徭戍之役，如果要为国家出民工，每年每丁不超过三个工，千里之内的事皇室自己去办，千里之外鞭长莫及，设几个官吏管事。这才是小政府，大社会，百姓安居乐业，一片颂扬之声。这样一副远古的大治图，的确令人向往，和今日的重敛豪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汉代开国及后来的几任君主的节俭去之不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孝文皇帝衣锑履革，器亡（无）雕文金银之饰”。可是后来，“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贡禹奏疏中列举了几项：“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三服官”，是专门管理为皇帝及宫廷做衣服的官员，因为作坊在齐地，称“齐三服官”。从前每年不过向宫廷呈送十竹箱衣服，现在专给宫廷做衣服的人就达数千人，每年耗费巨万之费。“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专为朝廷制作金银器物的作坊在蜀地广汉，仅此一项，年耗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三工官是为宫廷服务的机关，管理宫殿庭园修缮等事务，每年支出五千万之巨，东西织室是为宫廷织造绢帛的作坊，每年也要耗费五千万。“厩马食粟将万匹。”一万匹马将吃掉多少粮食！贡禹还说，他曾经随皇帝到过太后所居的东宫，其赐臣子进食的桌案和杯盏，皆用金银文饰，而东宫奢华之费难以胜计！贡禹责问皇帝：天下之民因为大饥荒而死去者成千上万，甚至人相食，宫廷侈糜豪奢，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君主口口声声说受命于天，为民父母，难道应该这样吗？老天难道看不见吗？ 以上列举宫廷和官家的“特供”，耗尽多少民脂民膏？所以，奢侈贪腐之风来于最高统治者，他要求皇帝以身作则，正人正己，先从自己做起。“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皇帝的车驾及日用器物，减去三分之二。宫殿园林已经修好了，不好拆除，但后宫养着那么多女人可以减少。皇帝生多少孩子自有天命，留下二十名贤德的后妃，其余女子，都打发回家。皇家陵园中值守的宫女没有孩子的，也应放归。宫廷养马不超数十匹，长安城南皇家游猎的园囿，自西南直到户县的广大土地都恢复耕地，让贫苦农民耕种。“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汉元帝是个不错的皇帝，看了贡禹的奏疏，觉得虽然言辞激烈，但还是忠于社稷之臣。于是下令减少宫廷的马匹、粮谷和御苑中饲养的狮子老虎等食肉的猛兽，把宜春下苑的土地与贫民耕种，罢免了齐三服官和供宫廷娱乐的角抵之戏。并提拔贡禹为光禄大夫。 贡禹不是贪恋禄位之徒，不久，向皇帝辞职，要求回家终老，他在奏疏中细数自己的家境和俸禄，“臣禹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瞻，裋褐不完。”妻子吃糠咽菜，没有完整的衣服，后来到朝廷做官，由俸禄八百石到如今的二千石，身居高位，而无益于国，尸位素餐，日夜惭愧，如今年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请求归老家中。皇帝报书，赞扬他“守经据古，不阿当世”还要听他治国理政的宏论。所以要他保重身体，为国珍重。不久，拔擢他为御史大夫，名列三公。贡禹虽年老。毫无衰暮之气，在位数年，心系国事，给皇帝上书几十次，言为政之得失。 他提出改革人头税（口钱），汉武帝横征暴敛，重赋于民。民生子三岁就要交人头税，民不堪重负，“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他提出裁减宫廷和官府大量吃官饭的冗员，“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游戏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如此多吃财政饭的闲散冗员，全由百姓税收养活，国家何堪此负！又提出皇帝近臣及侍中以上官员， 不得经商私卖，与民争利。如有犯者免官削爵，永不录用做官。又提出废止汉武帝兴起的以钱赎罪和以钱买官的弊政。种种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言，至今读来，仍感新鲜警策。很多建议十分具体可行，皇帝皆酌量实行之。 王朝是世袭的，前代君主乃后世君主的祖宗，言祖宗之恶，揭祖宗之短，向来为当朝统治者所深忌。但贡禹指陈时弊，追根溯源，毫不留情地批判汉武帝的暴政所造成的风俗败坏，遗祸久远的恶果。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诡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为居官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有钱可买官，能够在官方文书和计簿上说假话，做假帐的谗巧之徒可任显职；好勇斗狠，以暴力欺压百姓者使居大位；品德败坏，行如猪狗者，家富势足。当官能够攫得财富才算好汉，干坏事只要获得利益就是英雄。全社会以此为标准，以至于兄弟父子以此相勉励。这就是汉武一朝的社会现实！ 贡禹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即使是太平年景，国家也不安定，百姓也不幸福，原因在哪里呢？他给出的答案是，那是因为统治者“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结果。统治者有法不依，任意胡来，言出法随，人治为上，有权就有一切，乃至奢侈享乐，贪腐公行，把信仰、原则、道德、信义……这些人类尊崇的理念抛到一边。我们读到这里，不禁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社会深刻的批判和睿智的见解而叹服。现代病理学告诉我们，如果有相同的病象，则可能有相同的病灶，如果恶疾隔代相传，极有可能是基因的问题。贡禹已矣，如果他所指出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痼疾我们今天尚能感同身受，我们则应反思，我们和帝王专制的社会是否有相同的文化和制度基因呢？ 曲突徙薪 古人说理，善于取譬设喻，我们读先秦诸子之文，这种印象格外深刻。史书上这种例子也不胜枚举。大将军霍光死后，霍氏家族骄奢不法，茂陵有一个叫徐福的人预言道：“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当时的霍氏家族，正当烈火烹油，如日中天之时，徐福能有这种断言，说明他很有远见。他三次上书汉宣帝，建议皇帝抑制霍氏家族的特权，云：“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三次上书，皇帝“报闻”而已，并未引起重视（或许皇帝故意纵容，使其自蹈灭亡之路也说不定）。 不久，霍氏家族因谋反被诛灭。一个权势煊赫的家族转瞬覆亡，正应了后人的一句话：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霍氏覆灭之后，许多揭露其阴谋的人都得到了封赏，但官家并没有理睬徐福。于是，出来一个人为徐福鸣不平，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文不长，录如下—— 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向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 突，烟囱。让烟道拐个弯儿，把旁边的柴草移走，免于发生火灾。这是已经看到危险的人善意的告诫。主人对劝告“嘿然不应”。结果发生了火灾。火被扑灭，主人请客，“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上书的无名氏讲这个故事是要皇帝赏赐曾断言霍氏将反，应抑乱于未萌的徐福。后来，身居闾巷的徐福得到了朝廷赏赐的十匹绢帛，又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郎）。 我想，开明的执政者对曲突徙薪者不应该“嘿然不应”（更不要说治其罪），如果改变“天下以言为戒”的做法，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更多的曲突徙薪者就会勇于进言，把“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的恶行丑事揭露出来，不至于在祸患发生之后，浪费大量的社会成本。所以，还是那个卑微的小人物梅福说得对“天下以言为戒，最国家之大患也！” （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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